杨夏林(1919.12—2004.9.5),别名杨嘉懋，福建仙游人。我国箸名山水画家。1945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画科，师从傅抱石、李可染、黄君璧等名家。历任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讲师及中国画科主任，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技师，1949年到厦门主持创办厦门鹭潮美术学校，执教直到退休。曾任厦门鹭潮美术学校副校长，福建工艺美术学校（厦门鹭潮美术学校改名）副校长、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美协福建分会副主席、厦门文联副主席、厦门政协委员、厦门美协主席、厦门画院院长等职。
热血少年 意气风发
福建仙游木兰溪畔有一座小小山乡——榜头村。1919年12月26日杨嘉懋（字夏林）就出生在这里。
因人多地少，家乡人都有重读书的传统，以便将来出外求发展。杨家也不例外，1924年初父亲便送他进家乡的私塾。他天资高，不到三个月便能熟背《论语》，私塾先生常在他父亲面前夸奖。1924年末先生跟随父亲于漂泊远洋至千岛之国——印尼。父亲在东爪哇泗水市银亭阜小学读书。这是一所华人开办的学校，先生就在这里接受华文教育，学习成绩每居榜首。2000年，先生二公子特地专访银亭阜小学，在学校档案里寻得了先生就读时学习成绩第一名的红色奖状。
先生11岁就能为父亲张罗铺子，且货物、账目进出从无差错，父亲自然喜在心头，便说：“将来送你回家读书，念完书继承家业，好好经商。”1931年底，先生跟随叔父踏上了归乡的船只，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仙游。此后就读于仙游现代中学附小和仙游现代中学，学习成绩独占鳌头，学校总是组织队伍敲锣打鼓至先生家祝贺，颁给奖状。初中时，先生转读厦门集美中学。1982年黄永玉来厦门，曾回忆道：“在集美中学时我们是同学，我是因为书读不好才去学画的，他博闻强记，书读得非常好，本以为他毕业后会去从商或当科学家，谁料他竞选择了绘画……”
先生在体育、音乐、绘画也颇具天赋。在国立艺专就读时，傅抱石曾听过他的弹唱表演，竖起大拇指夸奖他吉他弹得棒，并问及何来的功夫。这都是源于现代中学附小的老师——张霞。
张霞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教员、中共地下党员。先生深受影响，在他的身上首先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在张霞的引导下，先生不仅学习好，也和他的老师一样多才多艺，并且还为地下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先生来到集美中学就读后不久，曾被国民党误为地下共产党而被捕入狱两个月之久，后在许多老师的奔走下得以出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激起少年的先生投身于民族的解放运动。先生曾离开集美中学回乡，在仙游钟山乡仓前战时民校教书，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与朋友董福湘在煤油灯下策划奔赴延安，一展报国之志。不料在返回集美学校后的一次学潮中出了意外，两人之约落空。
在这次学潮中，因警察局长殴打了学生激起众怒。杨先生等率人捣了警察局。揍了警察局长，回校后，警察包围了学校，要求惩处并带走“主犯”。校警两方相持不下，气氛十分紧张，最后校方在不可避免的压力下，决定开除参与此事件的5个主要成员：杨夏林、李尚大、傅有才、王天俊、黄锡伍。表面是如此处理，其实学校却开具转学证明，让他们另择他校。经过这场灾难，大家团结一致并结为兄弟，当晚5个人便在李尚大家商量连夜出走，北上延安。由于一路关卡、设障重重，他们艰难辗转三个月，历经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最后抵达四川重庆。在重庆国立第二中学（即江苏扬州中学）续完高中学业。之后，一心想抗日的先生，又投入到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心工作，当时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均为该组织之理事，先生在此担任书记员。1945年先生国立艺专毕业后，上延安之心未改。一日，知悉同学阎明诗①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欲上延安，先生以为机会来了，想与之同去。阎明诗说：“现时间紧，我先走后再与你联系，你随后跟着来。”然而在战火年代，通信困难，两人联系中断，赴延安之事再次未能如愿，先生为此遗憾终身。
“做人当益于社会，益于国家”，先生平时常如是说。当他欲从印尼归国时，母亲曾叮嘱：“我不希望你做官，只希望你成为学者，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母亲的话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在集美就读时，一日，先生与李尚大等五人一起小酌，共同立下口头誓言：将来咱们联合起来办从幼稚园到大学的系列学校。一股热血和豪情构现着未来的憧憬。这一憧憬虽未“联合”实现，但他们强烈的办学夙愿五人均分别实现了。
解放后，先生在厦门创办了鹭湖美术学校。
抱石传人 画坛才俊
重庆国立艺专是当时国内美术界最高学府，全国著名的绘画大师云集，有黄君璧、吕凤子、潘天寿、陈之佛、吴茀之、于非阎、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黎雄才等。他们对学子的吸引力不言而喻。1942年先生报考被录取了，于中国画科学习，受业于诸名师，尤其深受傅抱石艺术思想和画风的影响。
傅抱石1939年后寓居重庆西郊金刚坡下，离沙坪坝国立艺专徒步来回有近一日路程。杨先生在国立艺专学习期间，有暇便不辞辛苦前往傅抱石寓所请教，蒙受熏陶。傅抱石先生“师古人之心，不师古人之迹”为指导的原则，对先生的学习方法有极大的影响。先生习古人从不临摹，而是细细品读、理解古人之心、古人之用心，在学习傅抱石的作品时亦是如此，曾说：“我这一生只临摹过一副画，就是傅先生的画。但当时在重庆有机会看了很多的古画和展览，尤其是那些非常严谨和细致表现的作品，印象很深。画画应该具有这样的功夫。我还想自己要超过他们。”故先生作画每出手辄能融进自己的理解，自抒心机，推陈出新。
傅抱石绘画艺术深受石涛不受前人成法的创造精神影响，自言：“余于石涛上人妙谛，可谓癣嗜甚深，无能自己。”杨先生在傅先生的影响下也研读了《石涛画语录》。杨先生曾忆道：“我的绘画思想很多来自于石涛的启示，如‘法于何立？立于一画’，‘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达则变，明则化’，这对于成就自我的绘画风格无不起着积极的和关键的作用。就石涛，‘纵使笔下笔、墨不墨，自有我在’，曾让我一度自由挥洒，只要我在。也因此受到某老师的批评，后来，我的风格形成了，这位老师又说：‘看来我对你的批评是错误的’。当然画画是庄重的事情，不是涂出来的，它靠的是通达与明智。我的画不是石涛语录的注解，每人的启示不同、作用就不同, 了。”
先生的绘画先师承傅抱石，其后，以傅抱石画风为主体兼以黄君璧的细腻手法融合之，再结合师造化和自己对中国绘画的理解，最后拜托了老师的“束缚”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通达与明智使先生早早地理解了“脱夫胎，非胎脱也”（石涛）之理。
一次，当他把画拿给老师修改时，老师说：“你的绘画风格已呈现出来了，我为你改画那就会显得不协调了！”老师还勉励他“你的画可以参加全国的美展”。此后他的作品多次入选在重庆举办的“当代名人画展”。曾经在展厅上，先生的画陈列在前头，而老师的画摆在其后。先生立刻上前说道：“我还是个学生，老师当在我前头。”当场让布展人很惊讶，这位学生画得如此之好，而又那样的尊重师长，便即刻将画调换过来了。
还有一回，先生在教室中作画，墙上正挂着他刚完成不久的作品，黄君璧先生走进教室连声称先生的构图非常好，说他的脑子好使。第二天黄君璧又来教室，要向先生借墙上的几幅作品。先生惊愕，问其原因，黄君璧只笑答“几天后还你，借不借？”几天后方知黄君璧借其画是为仿其构图。先生的构图借鉴了西画的构图法而显得与众不同。
在国立艺专先生画的是国画，而结交的大多是画西画、搞雕塑的朋友，如文金扬、司徒乔、司徒杰、傅天仇、陈道坦等，都是西装革履的，因此画与人显得“中西不协调”，被许多人误以为先生是习西画的，而他就是在这“中西不协调”中获得了艺术思想的更大自由，创作思路活跃，如前面提到的、借鉴西画的构图法，又如他绘画中吸收素描黑白相托的表现手法，形式新颖，且又很中国化，显出他的绘画天赋与艺术才能。
国立艺专学习期间，黄君璧、傅抱石、李可染特别赏识先生，诸位师长都认为他习画有特殊天赋，笔法苍劲，不像个初学者。确实如此，先生在还未完成学业时，他的自我画风已经形成，难怪乎，傅抱石逢人常说：“嘉懋是我任教以来画得最好的学生”①。
1945年在国立艺专毕业后，先生又到四川大足石窟临摹了大量唐宋石刻，并与孔继昭在大足举办了双人展。在文金扬的推荐下，应聘于西南美专任讲师及中国画科主任。在此期间创作了一千余幅的山水作品，多次参加全国著名书画家作品展览。特别是1947年，先生与著名画家雕塑家傅天仇联合在南京、上海先后举办的“画古话今画展”、讽刺国民政府，这是我地下党组织进步画家的展览活动，展览经费由周恩来的迷失亲自组织筹措的。由于许多报纸作了报道，观众空前之多，在美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1949年初，当他来到厦门，又举办了一次画展时，已是一个颇有名气的青年画家了。
筹建文联 创办美校
1949年初，先生携夫人孔继昭来到厦门，于厦门办完个人画展后，去香港探望朋友。并在香港绘画创作，且有意杂香港再次举办个人画展。此时，闻讯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厦门解放在即，先生兴奋不已，决然取消办画展的念头，速返厦门。
10月17日厦门解放。为了配合新形势，宣传党的政策，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厦门市委宣传部筹划成立厦门市文联，先生也参与了这项工作。随解放军南下的“南下服务团”一大队一中队副指导员——张霞正是先生少年时的老师，正在厦门文联筹备会做美筹工作，两人相见分外高兴。张霞在美筹委中建议由先生组织筹备美协工作非常的合适，就这样担子就落在了先生身上。由于初解放，厦门在美术人才方面尤为缺乏，为使美协能早日成立，广纳人才，杨先生邀请了李其铮，共商量开办美术学校、培养人才事宜。12月，先生与李其铮共同发起办学之倡议，先生在文联筹备会上阐述培养美术人才的必要性，得到了与会者的呼应，并开始付之行动。1950年3月，先生撰写报告报请厦门市教育局批准，其意义是配合当前形势的人才急需。5月，便获市教育局批准，成立“厦门美协美术研究班”。先生主持全面工作，和李其铮一道招生、教学。教学期间还要承担有关美术方面宣传工作的所有任务，如配合市委宣传部的宣传工作、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布置人大和政协会场、绘制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宣传画等等。美术研究班共办了4期，历时两年，解决了美术人才的急需，同时也培养出一批有才干的美术中坚力量。此举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办班期间，经费不足，教学设备极为简陋，先生客服重重困难，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先生与李其铮等常掏腰包给予维持，竟常闹得兜无分文。教师们没有报酬，还要付出，但却无怨无悔。赤子之心赫然可鉴。
为了更多更有效地培养美术人才，先生与李其铮等经过多次的努力，申办成立美术学校，但屡遭挫折。时任厦门侨联主席林采之见状十分感动，说：“你们勒紧裤袋为人民办学，我也下决心与你们共同努力”，并开始积极联系社会各界尤其是华侨给予支持和帮助。
1951年的11月中旬，先生接到了学校获准开办的批示（批示时间是11月11日）。经商议，学校选址与鼓浪屿田尾路38号，校牌“鹭湖美术学校”由著名书画家罗丹书写，隔年迁至鼓浪屿八卦楼，杨先生任副校长，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
初进八卦楼，它仅有一个壮观的外壳，其实室内是“底朝天”，没有地板，也没有天花板，拱顶破了个大洞，室内室外同顶一个天。学生的学习、住宿只能在昏暗的底层及其四面走廊里，阴暗而且潮湿，整座大楼没有任何工作和生活设施。其条件知艰苦可想而知。
为能把更多的精力集中于学校的建设上，先生把家搬到了鼓浪屿鼓山路3号，与八卦楼相邻。办学之后，先生就一直是这样的，学校搬到哪里，家业就随之搬到哪里，一心扑在办学上。先生带领师生们，一边教学、一边建设，教师以一当十，不计报酬，忘我工作，除污泥、铺地面、搭楼板、清环境……就这样，师生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把形同废墟的八卦楼逐步地修缮起来，前后花了三四年时间，才算基本完成。后来，杨先生回忆起这一段岁月时道：“那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因每天晚上还要把学校巡视一遍，看看学生的学习情况和生活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学校就是在如此艰难困苦中摸索前进……”
1956年末，鹭湖美术学校由私资私立转为私办公助，教师始评定工资，一改以往待遇微薄和不稳定的状况。担任副校长的先生不仅把自己的薪水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同时将夫人孔继昭的薪水也降下一级，以腾出更多的经费集中用于教学。办校期间，北京和扬州等地来函催促，要先生到某报社担任领导工作或到某学院任教授，海外亲人也多次托人，来信劝先生出国，他都舍不得丢下学校走。甘愿呆在学校，扑在教学上。先生为学校的成立和构建尽心尽责，倾注了自己全部心力。后来人们把这一段艰苦的创业精神称之为“八卦楼精神”。先生所种下的丹青之树，已蔚然成荫，影响深远，先生创立的功业，后人永享不尽。
不幸的是1957年底，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时间长达22年之久。这是学校的损失，厦门美术界的损失，也是他个人的损失，尽管在那个年代和“文革”期间，很多学生仍然把他当长者，仍然尊敬他拨乱反正后，他和普通的老师一样，安之若素，为了整体的利益，他闭口不谈，从不去埋怨谁。只是对爱妻，子女们受到自己的连累而内疚。当问起办学之事，也总是淡淡一句：“我只办一件好事，不足挂齿，功劳事大家的。”1981年先生恢复副校长之职后，仍热心厦门的美术事业，先后与张晓寒先生等协助厦门市文联，筹备恢复厦门美协和筹备厦门画院，为厦门的美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翰墨传香 艺苑聚英
办学伊始，杨夏林先生担任副校长之职。当时他最熟悉教学，为校拟定学制和发展方向：1.学制设三年制和五年一贯制①，由中专逐渐向大专发展。2.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厦门的政治宣传需要，坚定走社会实践之路，培养美术人才。3.办成福建省最具影响力的美术学校。逐步向台湾及东南亚一带招生，并办成具有南方特色的美术学校。这三条的确立都具有时代性和办学的独特性，办学思想有别于传统的学院模式，艺术面向社会，面向大众。从历届毕业生看，他们实践能力和适应能力甚强，思想活跃，成为本校的明显特点和优势。在行政上设有校长室、教务科、总务科、教学研究室、学生生活指导。今天学校有着更为完善的设制，也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专业课上设中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文艺理论等课程，其中文艺理论课程实际上是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看出在专业理论上已增添了新时代的精神，随时代而动。同时也反映了先生教学的进步思想，与传统的教育思想拉开了距离。先生知道办学的艰辛，指出：“全国还没有美术中专学校，学校初创，困难很多，下去实践中必须建筑摸索，改进……”但先生对教育教学的设制已为学校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正确的教育思路，必定带来良好的发展前程，尽管学校从美术到工艺美术再到工业设计专业的几次转换，但都是离不开走社会实践之路，都是在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学校的发展也是在长期的教学中逐步摸索、改进，从中专到大专再到本科，研究生，不断进步和完善。从现实的办学上，不难看出先生在教育上当随时代的精神，其影响是深远的。
在教学中，杨夏林先生一贯体现走社会实践之路的思想，把“艺术反应生活，艺术为社会大众服务”摆在首位。1954年学校开始有了创作课，先生主动担任此课程，主要是连环画的创作，与福建人民美术出版社签约合同，由出版社提供脚本。为取得更多的连环画创作合同，后来先生发动学生写脚本，自己也参与了写作，获得了出版社的赏识和支持。在绘画创作过程中，首先让创作者熟悉脚本，熟悉故事中的人物。许多脚本是反映新农村的题材和反特的故事，先生便组织学生下农村，到前线深入生活，有的就到故事的发生地体验，了解场景，写生，猎取脚本中的人物形象，收集生活素材。先生提出“技巧源于生活，创作源于生活，思想源于生活”，把深入生活作为重要的一课，许多表现的问题再写生中加以解决。先生教学上精心指导，严把质量关，直到学生一一能上路操作。他甚至提出：“凡出版社没有采纳，未能出版者一概不能毕业！”先生就是这样，高标准、严要求。
先生担任其创作课可能是早有安排的，因在这之前的1952年先生曾尝试过连环画的创作，与孔继昭、李其铮、郑光耀合作过《模范夫妻——黄清发与吴秀云》，并发表于《厦门日报》。在连环画的教学中教学相长，又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为了教学示范，先生与夫人孔继昭合作彩色连环画《陈三五娘》。后来被印成16开本的大型彩色版，被列为上世纪50年代连环画经典之作而载入史册。而后又合作出版了连环画式的四条屏年画《三家福》、《钗头凤》、《西厢记》、《采茶扑蝶》和张晓寒合作的《郑成功收复台湾》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在这次的连环画创作中，教学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海滨激战》吴伟程、郑静、陈志宏合作；《抓特务》林以友、陈丽华合作；《红色三兄弟》陈文星、陈武星合作；《雪峰山上歼匪记》杨胜、陈文星、林维金合作；《沃口的晚上》陈文星作；由朱瑞秀编写的脚本《莲花乡的黎明》白秋吟、林维金、蔡天赏、林瑞秀、郑静、陈文星合作等几十部连环画，都由福建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一出版了，受到了社会的肯定，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这在当时是个很了不起的奇迹，以今天的眼光看也辉煌！
杨夏林先生的教学和创作体现了他的艺术观：“艺术为人民，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此后，福建人民出版社每年都与学校有连环画创作的合同签约，连环画的出版成为当时福建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重头戏，学校成为重要的创作基地。
在这次的连环画创作教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氛围，就是“教学互动，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关系。这以后也成为学校的教学传统和教学特色。
1957年“反右”运动开展，11月间杨夏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调去管理厨房和附属工场车间。从此，他少言寡语，但他总是埋头苦干，并操刀雕寿山石、研究漆画、作工艺绘画，熟悉多种工艺，用自己精湛的技艺和生动感人的作品，让学生敬佩尊重。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先生参与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工艺美术和装饰设计，作《鼓浪屿》巨幅漆画屏风创作稿，摆于福建厅堂中。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布置完成，中央领导参观后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毛主席说“福建是有文化的”，周总理说：“福建第一”，朱德委员长题词：“巧夺天工”。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叶飞下决心办一所像样的工艺美术学院，特来校视察做指示。这样，才把先生从工场车间调回学校教学。1961年学校升格为“厦门工艺美术学校”。
先生返回教坛，绘制了一套非常完整和系统的中国山水画基础入门课徒稿，有数百张之多，在工艺绘画科1961届至1966届学生中使用，并不断地补充和精选，使这套课徒稿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树石、云水到学生、构图、表现、由简到繁、由浅入深、并配发讲义，这样图文并茂，易于理解和掌握，凡受益于此课徒稿的学生无不为先生的精湛技巧和严谨的教学作风所折服。先生讲课后，必定作画示范、辅导。在那个缺书本，少资料的年代里，示范与辅导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很可惜这套课徒稿在“文革”中遗失，令人扼腕。“文革”期间学校曾一度解散，“文革”后复办，先生再次重返教坛，他又绘制了约300余幅的中国山水画课徒稿，由于太精彩了，1987年先生退休时，手头上竟然一张无存。
先生中国山水画功力非常深厚，在基础教学上他特别强调过硬的基本功。他说“基本功不打好，不知道技法有多少，创新和自我风格的形成都是一种障碍。不知其一，何知其二？”当习一断后，再进一步说：“习固然不如师造化，古人之法也是从造化中得来，师造化也是传统”。在写生中强调：“景必须真，真就是要有形象、有结构、有体积、有空间、有层次，不真就难以达意、意随景生”。在创作中他说：“作画要有难度，不易做来，才是功夫”。一贯主张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雅俗共赏，“艺术是服务于大众的，但不是随大流、搞摩登。画家是艺术创作者，服务于大众，同时也是大众审美的引领者”。他的绘画教学与艺术无不体现这样的精神，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典范。先生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平易近人，凡学生有问题，不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总是不厌其烦，有问必答。他说：“教师的职责就是一个‘教’字，为学生排难解惑，哪有不教之理”。
先生办校，教学之精神就犹如他所作的大榕树一样，致荫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学子敬仰。同时，这颗大树也引来了许多教育英才，就上世纪50年代而言，从北京来的山水画家张晓寒（云松）先生，他的到来又给学校注入了新的血液、新的生机，他常与杨夏林先生共策学校的发展，即使在杨夏林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后页是如此，尤其是学校从美术转型到工艺美术，张晓寒先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后又有花鸟画家顾一尘先生、陶瓷科科长石延陵先生到校任教，他俩的画古雅鲜活，色彩艳丽、高洁，风格独特。包括人称素描“老母鸡”的王仲谋先生，他们都颇受学生的欢迎和爱戴。为实现美术科的建立和发展积极工作，付出汗水的叶近勇先生等等，都为学习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另外，还有当时一些优秀生毕业留校任教，如陈志宏、杨胜、陈文星、杨湘贤，一些毕业后考入美院，读完学业然后返校任教的，如丁朝安、邱祥锐等等，可谓艺院聚英。
上世纪50年代时期，教学设备虽然简陋，但教师们是精英，他们为学校发展奋发图强，创出了许多奇迹般的成果。2000年学校全面升格为学院，在学校发展壮大的同时，我们更加深深怀念和感谢这位一生奉献给美术和工艺美术教育事业的耄耋老人，人民艺术教育家——杨夏林先生和为学校做出贡献的人们。
杨家山水 八闽丰碑
1949年先生扎根于厦门，绘画中开始反映厦门、八闽的山山水水。福建地处亚热带，多岩石、坡地、雨水充沛，山多林密，流水潺潺、草木葱葱。先生的山水画反映出了这一特征。正如著名书画家罗丹先生为之题写的诗句：“千山泼黛春如潮，万壑奔流水似龙”，四季尽欣然的景象，开辟了八闽山水画的新风。
回眸山水画史，其发展由北至南，由内陆向沿海。自唐宋始，山水画的积淀多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北方画家居多。南宋画家南移，但山水画仍带北方山水之风。元代后南方画家兴起，多表现江南一带山水。然而，福建的山水历来的画家很少涉猎，清代的石涛，弘仁都曾作过福建武夷山水画。再往南就无人问津了，而石涛、弘仁只是“过路”之人。惜弘仁曾居于武夷山，画过许多武夷山水，但他毕竟是安徽歙县人，最后还是回老家，多作黄山景，成为黄山画派代表人物之一，对福建的山水画未曾产生影响。在近代，福建的山水画家尤为缺乏，山水画多是一些花鸟画家或人物画家偶尔兼之。他们的风格有类清“四王”的，更多的是类似海派，作福建山水题材者少。真正表现八闽山水的画家，杨夏林先生是第一人，且更以强烈的独自风采，一扫福建历史以来以海派为统领的画风，并在福建美术教育上得以传播其艺术创作思想，独领风骚。
先生的画既继承山水画之传统又发展传统，地方特色浓厚，风格强烈、独特。得宋人山水之精灵，大气磅礴，结构准确，描绘细致，兼工带写，耐人寻味，自有独到处。在极其平凡的自然景象中发现不平凡的生命律动。可以察觉到他带有许多宋人山水画遗风，但他源自传统，又不拘于古人。用笔刚劲、苍茫、笔笔精逸、写山真骨。先生善用大斧劈皴，又无南宋画“过刚”之感，独自见解；宋人的“三远法”①在其笔下应用得非常娴熟，有过而不及。其变化比宋画更灵活、更多端、造成丰富的空间想象，使境界更为深远、盈大、开阔。先生常以近景做特写，“三远法”的结合运用巧妙，统一于一个画面中，逶迤曲折、严谨、通透，可居可游，笔法、手法别开生面；典雅的着色得益于宋人的画风，但更多来自对生活的提炼与概括，淡彩与青绿相结合，使其着色似宋画之风，但又胜之；其立意和选题更是来自先生对闽山鹭水的体验，深入生活是他毕生身体力行的，非写“胸中逸气耳”、“逸笔草草”，而是反映生活、梅花生活、陶冶生活、体现生活之真情、之意趣，体现画家自身的专业精神和绘画的本来面目。因此他的题材反映闽山鹭水的生活气味醇厚，清新质朴、生意盎然。地域特征非常鲜明。其笔墨、笔法、设色、选题、立意都独具慧眼，别创一格。
先生有极强的写实功夫，能以独具慧眼体验，观察生活，作画不落套，尽由生活而出。娴熟、精到的技巧每每对景总是能左右逢源。整体看，通体联络，局部看，逐物有致，形象组织严谨，充实耐看。从形象、结构、空间、画面中的每一组构，相交作用都显出他有别于文人画的深厚功力和创新精神。如先生作画求“真”，景必须真，有景不真，何以生情生意，只强调“意”的表达，不重视其景的表现，“意”自然缺乏力度，同时也缺少山水画自身的深度，先生“真”与“意”的契合上相得益彰，给人以真切的感受，联想和回味。把山水看活了，写活了，气质俱盛。先生言：“我的画如小说文体，它同样包含着诗意的美”。他如是说自己的画，不如说是他对闽山鹭水的一种体验和感受，曲曲折折、重重叠叠的山色，葱茏而含蓄，用“小说文体”来表现更为准确和恰当。大景中每个小小的“景点”与趣味都能增添画面的笔趣与意趣，犹如小说在叙说着那没完的故事一般，引人入胜，景无穷，意无穷，创造了“杨家样”山水画。
上世纪50年代先生的作品频频如选全国美展，成为福建山水画家的权威人士。在全国第二届美展《海滨公园》入选，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接着全国第二届中国画展中，《鹭江渔火》、《在敌人的空袭下坚持学习》两幅作品如选。这些作品都是反映厦门风情，以浓厚的情调，笔触和色彩，反映了新时代闽南本土的特色，尤其是《鹭江渔火》就是以福建最为有地方特点的榕树和大海作主要题材。高达的榕树间渔火点点，波涛里月光流银，夫妻船摇荡，是当年先生表现闽山鹭水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闽山鹭水走向全国的标志性作品。此画以细腻、深入、严谨、典雅、刚劲、宏阔的特点突出，甚具传统功夫，又富现代精神，显示了独特的地域性和个人风格。当时在《美术》、《新观察》、《文艺生活》等重要刊物上频频刊登，赢得美术界高度的评价。先生被错划为“右派”，他还未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绘制了《鼓浪屿》巨作。上世纪80年代初恢复名誉后，更有多幅大榕树、大海和反映闽山鹭水为题材的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画院等收藏，并为许多单位构作巨幅。如《根深叶茂流水宽》、《海潮音》、《榕荫帆影》、《激浪》、《海上花园蓬莱境，万帆争载游子归》等等，都是不同凡响的作品，无不深受读者、专家的高度赞扬。1995年美国洛杉矶拍卖先生的《海滨古榕》等作品，美国评论界在《国际日报》称誉为“中国榕树王”。
先生一生从艺作画，办学从教，为闽山鹭水泼墨增彩，使闽山鹭水桃李满蹊，在闽山鹭水中矗立起一座巍巍的丰碑。
古榕参天 大海鼓浪
古榕、大海，简直就是杨先生的“图腾”。
杨先生寓居鼓浪屿，这里四面环海、古榕蔽日，是先生一生最为留恋的地方。他每次在异国他乡总念念不忘鼓浪屿的海边，鼓浪屿的古榕。是啊，他爱家乡、爱祖国、爱古榕、爱大海，这是他一生永绘不尽的主题。
先生所作榕树枝干壮实、盘根错节、绿荫无限，把榕树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先生以其深厚传统的钩、皴、点、染的笔墨技巧，或双钩、或皮骨、或细腻、或粗犷，充分地表现出榕树的柳风沐雨、根多叶茂、坚忍不拔的雄伟气概。特别是在表现榕树根须复杂变化，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
自古以来，凡作大树多以柏、桧或松为题材，以抒文人胸中之“逸气”，然又尽以花鸟画的形式与技法出现。先生作古榕大树，从花鸟画形式演化为山水画的表现形式，法自然而发之。把古榕大树写入中国山水画中，可谓是“第一人”，他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发掘了生活中之宝藏，并准确生动地传达了自然之生命，反映时代的审美意识和画家的时代精神，同时也体现艺术之美，心灵之美。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山水画的内涵。先生不愧有“中国榕树王”之美誉。
表现大海、惊涛，先生亦胜于前人。以大海为山水画题材，历史上也鲜少人见。宋人作有《仙山瑶涛》、《沧海涌日》，但形象乖僻，显得呆板欠秩序，历史上被称之为“活水”马远的《水图》12帧，皆以线条概括体现水纹，波涛的多种变化，笔法劲键，笔气圆润，画面的形式感及组构也极为考究，但规范的装饰性意味过于明显，中锋线条的变化过于单一，显得生硬，动感不足，亦非作大海之形象。先生所作大海或舒展、或飞动、或汹涌、或翻腾、或荡漾、或静穆都有非常强的动感效果，这源于先生对生活的体验，对大海的形态、结构、层次等的深层观察，笔墨技巧变化多端，波浪起伏有致，精彩深刻。表现壮阔时，远近层次分明，逐朗层层，空间深远，磅礴雄浑；描写狂浪时，笔随水势，舒畅有力，团团浪花溅起时又滴滴可辨，以明暗法绘层次，以浓淡法现空间，借西画之明暗法，又很中国化。有质有声，跃然纸上。先生所作大海充实、细腻、并且发展、丰富和完善画海的表现力——皴法的运用。它给人以相当完整的审美感受，浑朴且自然，创造了独具一格的皴水法，体现了山水画的皴法美。
先生所作大海以其皴水法，不仅绘出了海之柔美，同时也表现了海之劲美，既柔且劲，刚柔相济，流动感与力量感在画面中得到完美的结合。远观近赏，无不俱佳。这是一种人格化了的大海——心潮逐浪，至柔至刚，大善大美。
先生曾言：“纵观中国画史上的画家，各画派没有一个人正正规规地画一棵树，也没有一个人正正规规地画好海，我要好好地认认真真、正正规规地画好树、画好海”。这是一种历史的眼光、历史的责任、历史的课题。先生完成了这一课题，并交上了圆满卷子。他以新的感情、新的视角对待生活，驾驭技巧，中体西用，又不显西画之痕迹，前无古人，给后人留下的是时代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典范作品。其实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可以感触到这种创作精神的存在，凡古榕、大海的题材出自先生的笔端，无不让人叹为观止。
● 鹭湖美术学校主要创始人、副校长
（今为福州大学工艺美术学院）
● 福州大学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 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 福建省文联文员
● 福建省政协画室副主任
● 福建省教育画院中国画院副院长
● 厦门市文联筹委会委员
● 厦门市文联副主席
● 厦门市政协文员
● 厦门市侨联常委
● 厦门画院院长
● 厦门市美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