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之气
1958年，二伯曾林带着未满十四岁的曾锦德来到厦门思明区配料馆巷33号，这是“泉裕”商号在厦门的店铺。一座上下两层的小楼，上面住房，下面是门面店铺出租。二伯交代曾锦德，每月来这里拿店租，作他的学费，剩余的可留做生活开销。曾锦德点头为诺。曾林送他去鼓浪屿龙头路报到，便回了惠安。年幼的曾锦德第一次离开家人的照顾，开始了学生集体的生活。
这是曾锦德六年学生生活的开始。他的年龄仍是偏小，夹杂在南腔北调的同学之间，在本地并没有什么家中亲友的熟人。他长得非常快速，像柳条抽枝般迅速。在最初的两年里他还是有些不起眼的瘦弱，接着一个突然的秋天，他的样子定格成了大树一般，同样是纤细，像两头拉长了一般。手脚胳膊，骨骼整个长（chang）大起来，简直有些收不住的架势。一个同学打趣道：“你怎么疯了起来？”他讪讪地，并不答话。
他的性格在这几年里也逐渐有了少年的腼腆，仍然是极度的认真，严格。他画起画来又快又好，一双眼睛随着手笔的移走转动，他对自己的自信也渐渐增多了。一次回乡，村长让他在村公共食堂墙壁上画些壁画装饰，给他一周的时间。他想也没想，提起笔就画了起来。他画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像流水一样，让双手浸润在水中，什么也没有。如《道德经》所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然而，他最喜欢的仍然是《楚辞》“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①他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结束原本三年的初级课程，翌年秋季便跳级进入中专班四年制学习国画、陶瓷。学校生活令他终生难忘：
我到学校时候带着红领巾，周松棋老师是我们少先队员的辅导员，还教我们语文，……我开始学习染织专业，而后才改为陶瓷美术专业。柯石头先生教我彩扎。当年在龙头街、安海路、维新路以及艺校借会场的笔山小学礼堂、师范学校礼堂，无不留下艺术学校的歌舞戏剧……在汇丰楼、小白楼及大白楼上课后已是以后的事。陶瓷与商业美术的专业教室在小白楼，文化课教室则常在大竹膳厅里上课。能看到学校的各专业全貌的地方是汇丰楼，各专业班级的作业展都布置在这里的厅廊里。全校学生虽分布在周围各座分散的楼房，但早上的十分严格的早操和讲话（近似训话或特殊布置），午间的工间操和傍晚的活动都风雨无阻集中在这里，点名之严格和队列之整齐有如军事训练。（曾锦德《魂兮归来》1995年3月12日）
我深刻记在心里的是钟声和快跑不能误，我们各专业分散，食宿课堂分散，钟声把我们扭在一起。困难时期食堂从汇丰楼后大竹棚（当时除三餐还作为理论课教室）改与二中合食，二中的学生都不如我们抢先站在厨厅中排队抢饭菜，艺校学生大多外地人，没有家庭加礼拜天团圆饭，这也无奈——近水楼台不得月。玻璃厂响的是汽笛，艺校震的是钟声和紧接着严厉的哨子，吱-吱-吱。我们享受着厦门广播电台播放的漂浮在雾中的晨曲，也得接受撕心裂耳的哨声。（曾锦德《往事》1993年7月20日）
少年曾锦德来到鼓浪屿，第一个不适应就是这里的道路崎岖。并不是指路面怪石参差，是指建筑物颇多。大路分开后，又各自向内分出许多小巷，而除去最主要的干道，几乎所有街道都是在七拐八转，绕得人找不着北。曾锦德不能独自出门，他跟着较他大的同学出来。他记得有一个园子似的石门，接着又是一段石板路，似乎从一个人家的后门穿了出去。短短五六分钟的路程也记不住回去的路。
而他确实常常迷路，走到哪里都是一个景，他便站在别人家围墙外看石头的纹路，那么些花样的景色令他目不暇接。春夏之间，凤凰木随处可见的一派红艳艳，这是远看。若是近了，便见得那一根根垂下的毛毛虫，向上翻卷，最终拉耸着落到地面的场景，又叫人汗毛倒竖。①
凤凰木总是美的，若是下过几场雨，一地未经人踩踏过的花瓣更是妖娆妩媚。还有鸡蛋花、假连翘、木瓜树、三角梅、龟背竹、盘结着八卦楼的大榕树。绿油油直刺人眼，晴朗时明晃晃一片。下雨时，女同学们叽叽喳喳，树叶也跟着哗啦啦啦。尤其到了五月，一两场小雨，时断时续，浇在石板路上，洗尽铅华。
这里与泉州不同，与惠安更是不同。在他想来，总是站得越高，景物放得小了,总能看清楚。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就离了它，完全将它变成画里的景，总是可以把握了的。一回，他站得似乎足够高的时候，他反倒被眼前的葱郁遮挡住了，他忽然在脑中描摹出一幅图画。他将这幅画在心里放大，这一棵树后面应当有一个园子，这一处是蜿蜒的小路，那片叶子后面是海岸……就这样，鼓浪屿的样貌变得既有些触目惊心又奇妙起来。这些独处幻想的时光弥补了他学习之外的空白。
曾锦德最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坐着画画，专心致志做一件事情。在那些年里，他有些超越十四五岁少年的沉稳与安静。那时他还远远没有忧郁，所谓“少年轻狂”，正是说那些初绽才华又不为其所苦的青年。他被未来强烈地需要着。
他正感到自己迎着一个时代的步伐而前进，等待他的是抱负与志向。一切闪亮的事物都将因为他的原因而愈加光彩。一切困难险阻，无非是需要刻苦钻研，艰辛都将迎刃而解。这是一个伟大的奋发向上朝气蓬勃的年代，中国人曾经受过多少困难，多少屈辱，他的先辈花费了多少代价为了他现在的这份和平。他参加学校的活动，看着同学们友善亲切的面容，舞动的身姿，青春的面庞，日照的光亮，无一不在呼唤着他，连光明都唾手可得。是的，他想到，就是这样，“我们来了！”。所有的一切都在等着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他们将是决定这个国家走向的一批人。他们将会撑起这个饱受伤害的祖国母亲，给予她力量。因为他是新鲜的，初生的。
他决定要学会做一个有担当有抱负的青年，要勇于直面困难，勇于挑战现实。困难是一定会有的，然而希望的光芒在于可能，种种跑在时间以前的可能。更可贵的是信念，没有比一颗年轻的心灵更能容纳未来，那是毫无疑问的坚定。
他还不知道痛苦是什么。他自然有过焦虑，目眩神迷之间有过令他一瞬间不能直视的现实。他的家庭以及他自己本身。1958年，母亲病重，家中不得已要将刚刚出生的小妹送走。在读高中的锦祥连夜从泉州赶回。等待他的却是弟弟曾锦德已独自一人抱着年幼的妹妹坐车逃去鼓浪屿的消息。十四岁的孩童一整晚抱着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儿。他有一个座位，依靠着憋闷的车窗。一个颠簸就让他醒来。他看着妹妹，这样安静地熟睡。没有光的夜晚是他所熟悉的，正是那些刺眼的光，让他惶惶不安。是有什么正在靠近，像是猫的眼睛，豹的牙齿，鹰的爪子，向他俯冲过来。他正经坐直了身体，忘记了时间，发问着，思考着。
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太多的养分与巧合，其中之一便是“认可”。对努力付出的认可，这是比任何苦口婆心的教诲更能引导青年的方式。在最初的时光里，一个肯定的眼神，一个注视足以改写一个人的命运。
我师晓寒
当张晓寒老师叫出我的名字时，我才十四岁（戴着红领巾在学校的学生不多，辅导员是教语文的周松琪老师）。当时我正在小白楼素描室里画画（开始是汇丰二楼），他让我星期日到他家里，并告诉了家中的门牌号码，这是我踏进鼓浪屿以来，第一个对我留心注目的人。鼓浪屿的路是崎岖的，我担心误了星期日的会面时间，便于星期六傍晚时寻找好了鸡山路十号。从这天开始，多少风雨陪伴我往返在这高低曲折的夹巷里。（曾锦德《往事》 1993年7月20日）
张晓寒留意过这个孩子，那是因为他长得实在有些病恹恹的，年纪又小。那个年代里吃不饱几乎是正常的，体弱多病的年龄小的孩子是老师们最担心的。等到他看到曾锦德的素描习作，对眼前这个礼貌温顺、认真劲头十足的孩子有了更多的好感，便邀请他来家中为他指导习作。慢慢熟悉后，连张晓寒的妻子也将曾锦德当作自己的孩子，家中孩子们也称其为兄长，留饭留宿都是常事。
曾锦德很早就听说过张晓寒，知道他是杨夏林老师从北京请来的老师。曾锦德从原来的染织专业转为陶瓷美术专业，跟着柯先生学习彩扎，也开始有机会听张晓寒老师的国画课。那时，曾锦德时常周末拜访老师，带自己的素描习作请老师指点。这样一来二去，交往越加频繁起来。
张晓寒1953年来到鼓浪屿时，鹭潮美院刚迁至八卦楼。历经过战争摧残的八卦楼，仅有一个壮观的外壳，错落在石缝间的任意榕树气根昭示着历史的痕迹，残垣断壁间杂草丛生，满目疮痍。然而这并不能阻挡了师生们的热情，张晓寒的一生都是如此，想要做更多的事情，付出得更多。他留在身边的第一位弟子杨胜，日后也是鹭潮美术学校的老师。杨胜回忆起学校最初的状况时说道：
我们学校为什么能从一个研究班一直到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有最初的几位如星星之火的老师：杨夏林、李其铮、孔继昭、张晓寒等。有这几个老师坚持，为教育事业（奉献）。师生一路这样坚持过来，都是付出很多的心血。杨老师那时在香港正好要开一个画展，听说解放了，赶快就跑回来来办这么一个学校。李其铮老师是在印度尼西亚，他当时回国是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杨老师一说，他便不读了，就是来帮杨老师一起办校。张晓寒老师当时在北京任职于全国政协秘书处文化俱乐部，经杨老师邀请，他放弃在北京的优越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南来厦门执教。最早，老师们连薪水都没有，维持非常困难。当时办印刷厂的罗丹，非常喜欢写字的人，又向杨老师、张老师他们学画，这样的一种交融关系，有了他们的帮助，学校才能生存下来。
搬到八卦楼以后，八卦楼那时楼顶是漏雨，滴水式的。到了雨季，一上课下雨，水就滴答滴答地打到桌子上。我们就马上桌子拉开，躲雨，不把书本笔记打湿。课桌都是两用的，上课、吃饭都是用这张桌子。当时学生们都是很穷的，经常营养不良病倒，老师们也很担心。他们经常把自己薪水拿出来做伙食，补贴给学生。就这样困难着过来，从一个研究班，慢慢搞起来。
最早，我和张老师住在八卦楼。后来他家人过来了，就搬到鸡山路。那一排房底下三间，前面一间是他的画室，我就在画室里面放一张床，中间是一个楼梯，两边放一些杂物，是楼上过渡的。再过来就是张老师的房间，再过去就是厨房了。当时中间这间就是他的妻子和孩子睡觉的地方。
张晓寒的脾气不大好，容易上火，一生气拍桌子，吓人一跳。但他是个非常传统的，守孝道的人。刚到厦门的那几年，他在福建江苏两地跑。张晓寒的父亲早亡，他与姐姐跟着母亲改嫁。抗战时期，继父与姐姐先后在战争里离世，家中仅有一个老母亲。上海刚一沦陷，张母就打点行李，让张晓寒逃往武汉，16岁离家，他求学在外，考取重庆国立艺专，游历数载，甚至因心灰意懒一度躲藏于寺庙中，有过出家的念头。他晚年作诗道：“我本雁塔一沙弥，混迹人间几十年；地狱无门钻不进，青云有路赖朝天；朝朝海上拾贝壳，夜夜潮声扣心弦；为托归鸿西北去，慈恩寺上多盘旋。”直至1945年抗战结束才回到家乡。一别十六载，裹着小脚的母亲颤颤巍巍，扶着门边迎他进门的情景，让他永不能忘。张晓寒去往厦门后，仍然时常回家。据杨胜回忆，张晓寒一回到家中，便要去看他的母亲：
1957年，有一次我和他去他老家，他在浙江那边。他就是那种孝子，一去不是先找老婆，先找母亲，先看母亲。因为我们一起回去，我就知道。我记得那天我们坐船过去，因为浙江要过渡的，以前没有车这样过去的。一进去休息一下，他先见他的母亲，然后再见先生娘，他叫先生娘出来，去煮一碗米酿给我吃。很小的汤圆，还有鸡蛋，那个米酒实际上才4度，我吃了一碗，就在那边睡了一个上午。先生很爱酒，也能喝酒。他很传统，其实是一个很孝顺的人。
张晓寒一家来到鼓浪屿后，住的鸡山路十号——是一个二层的瓦房，张晓寒一家占了楼下东侧的两个房间。其中一个作了先生的书房、画室、客厅、饭堂。家具一律是又土又旧的老把式。书架上、画桌上堆满了学生作业、书籍画卷、成捆的书信。厨房搭在走廊的过道上。煤堆在一旁。这里最大的好是院子中一排排竹木，从围墙外便能看见，一路走来，内外声响相通，人不到就能猜出是谁。
从家步行到学校大约是七分钟的时间。每天早上，他的妻子王秀珍总会起早，给他备好早饭。早饭用的是前一天多了预留备下的，第二天早上先将干饭浸泡，滤干，加香菇、香肠、鸡蛋、虾仁、大蒜热炒。米粒硬而香包裹着鸡蛋，热炒的菜油香令人酣畅淋漓。曾锦德最爱吃师娘做的炒饭，一大碗的炒饭，师娘总偏爱地多拨一些鸡蛋给他。
鸡山草堂前后共有两个门，前门是狭窄逼仄的小巷经内厝沃，后门是从鸡山经过康泰小学。他坐在一张藤椅上读书，有时站着画画。曾锦德将画卷着，握在手中，跑去张晓寒家中。人还未到，听到脚步声，张晓寒头隔着窗子便问道：“带画来了吗？”曾锦德到了桌前，看他画完手中最后几笔。张晓寒刚停下来也不问曾锦德的画，便问起自己的这幅如何。曾锦德那时也只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学识见解都在积累之中，然而他不畏缩，对老师、对画作的态度诚恳，常常直言不讳。有时他对老师所说的观点也并非全盘接受，他总要问上半天，再仔细琢磨，有时甚至与张晓寒能就一个问题的见解辩论到底。
杨胜既是曾锦德的老师，也如同他的大哥哥。曾锦德有时带着唱片去他的宿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锁好门窗，放起留声机听交响乐——柴可夫斯基的《小天鹅湖》、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些低沉的音符振动着空气，深沉的情感教会人如何思考。这些音乐对日后他的个人创作也有着不小的影响。而曾锦德单纯直率的性格也令人记忆深刻。杨胜常觉得在当时几百个、几千个的学生，认真、执着的劲头如曾锦德一般的人是不多见，而像他这样单纯的人更是难得的一个。甚至到后来文革时期，曾锦德与杨胜就画论的探讨仍然保持那种相互间你来我往争论的方式，而这样热烈深入的对话不是信友是不大可能的。杨胜回忆起那些青年志气的辩论时，说道：
我们都很兴趣。所以他越讲，我也越有劲头，更想要打探他再说些什么，这是很有意思的。他求知欲很强，对张老师也有很多的看法，他会和我说。但是有时，张老师也会说：你太直了，人家都要烦你。因为张老师也是这样的人，直言不讳。这无形中对学生是一定会有影响的。如果老师都是和稀泥，学生看着也只会跟着这样。在这点上，张老师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感觉，他在和张老师接触中，首先是做人，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但一个人的做人，实际上联系起来就是他的艺术，这是连起来的，不是孤立的。艺术追求的东西他是要求真善美也是要求要这样的，也是要追求好的，追求意境。
曾锦德对张晓寒的记忆是印刻在他的性格，甚至对他一生中的许多重大决定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他永远都会记得鸡山路婆娑树影，记得张晓寒说话的口音——教导他“语不惊人死不休”，更记得张师的理想与为人。他明白，张师的话是针对中国画时代感应（民心）与发展所发，借古诗形容教学的“创造”，对学生的要求更是以启发与引导为人——善。他甚至还记得他们家里讲究的江浙那的习俗。张家每年春节保留的守岁的习惯，红烛敞亮，师母忙前忙后，张罗着年糕、水果、糖等，摆出一个盘。先生便挂起自己所画的《马驼沙上人家》。这幅画画得是他靖江的老家，远景为马驼山；近处是绿柳荫荫，人烟几家，好似自家祖屋。拜岁的学生来来往往，给张老师拜个年，互祝新年。到了夏夜，院中片竹时常沙沙作响，出了先生家后门是一个下坡，再往前康泰小学那有一片坟地，夜里凉风吹过，魅影婆娑，竟有些寒气逼人的恐怖。工作后，曾锦德常常乘最后一班渡轮赶来鼓浪屿，从那一片坟头经过，赶去先生家中过夜。冬日时节，学生们窝在草堂里看张晓寒作画，因天气湿寒，他便在屋里生个碳炉。炉子上的水壶慢慢冒着蒸汽。画到山雨欲来，雾气蒸腾，不一会就暖和了起来。
曾锦德自然更不会忘记他带着画就在老师家中作画至深夜回校。他刻苦用功，成绩也名列前茅，国画功底扎实。张晓寒不仅教他作画，更要求他多读书，看古代经典，学习为人法则。他喜欢抄书的习惯，便是张晓寒老师教导而来，先生说：“书好尽可抄阅”。
张晓寒对屈原极为推崇，曾作一幅名为《怀沙图》的画作，画中描绘屈大夫徘徊于汨罗江畔，沉吟浅唱，怀想一生，做自死的准备。而《楚辞》之美是绝唱之美，升华到绝处不留痕迹，其气质如神仙如鬼魅。屈原虽自沉汨罗江，却留下耽美佳句。文字的想象与画作相辅相成，它如长空闪电刺激画家，丰富其精神之幽境，激发他们创作出为家为国壮烈激怀的画作。屈大夫对曾锦德的影响近乎一生。曾锦德引其为精神上的师者，不断自我激励奋进。
第一杯酒
张晓寒一生豁达宽容，热情好客，甘于清贫，他的为人深深影响着曾锦德。张晓寒常饮酒，清谈之间常常小酌几杯。下酒菜不必多，一小盘花生米，典型江浙人喝酒的法子。酒助其兴，更为健谈。曾锦德的第一杯酒就是张晓寒给他的，丹凤高梁渗加凉水，冲着喉口一口闷着灌下去，酒气冲得他咳嗽起来。刚缓过来，又一口一杯酒。曾锦德喝得猛，不一会酒气上脸，从耳朵根红到太阳穴，接着整张脸都红了起来。张晓寒不免开怀大笑。从那时起，这一两杯酒，算做曾锦德的成人之礼。他们常常饮酒便对话，话题总是围绕画作或是做人，从未有过空谈。
1963年3月，曾锦德去到磁灶地方国营晋江磁灶陶器厂实习。5月2日到达德化新建瓷厂，杨胜是他们的实习老师。厂长王建智和书记柯建瑞一下便看中了曾锦德，与杨胜商量，希望能调曾锦德往德化厂中工作。这对于陶瓷专业的人而言，无疑是发展事业的首选去处。六月毕业设计，曾锦德的作品在创作展览上更是获得好评——浮雕耶稣像、浮雕岁寒三友壁挂、浮雕梅花提梁茶具、仿宋刻花陶枕、舞女陶佣、黑剥落仿宋瓶等。这一系列的作品采用了传统画作为题材，以最经济的手段达到粗旷艺术效果，低浮雕刻线高浮雕贴印结合，釉下黑与白化妆土结合，感染力强。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恰可形容他与张晓寒间的师生关系。张晓寒对曾锦德非常严厉，他同样是那种无私奉献的老师，因而总是希望学生尽善尽美。曾锦德在他身边的六年，从一个孩子成长成为一个青年。曾锦德对张晓寒是近乎于父亲般的崇拜。他独自一人在鹭岛求学，不论是画画，还是做人、做事，张晓寒都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一般教导。而张晓寒是那样一种无私的老师，他为学生的奉献是不求回报的。曾锦德更是深受张晓寒的影响，为人真诚，对同学、朋友都是如此。这位睿智健谈，风趣幽默，豪爽好客的师者，真正对少年锦德树立起一个艺术家，一个文人应有的风范。他不仅为人慷慨，责任在身，心系闽中陶瓷事业的发展，更加为曾锦德这样一种单纯的性格考虑。他是一个师者，更是一棵苍劲有力的松柏大树。他是锦德人生之路上第一道名师之光，一生的指引。张晓寒对这位爱徒寄予厚望，这是一代人向一代人的寄托，期望他得以成才，发挥其所用，可在有限的资源中，既可为更多的人做出贡献，又成就自我的才能，为其即将开始的旅程勉励：
一九六三年，年仅十九岁的我不得不离开这里的时候，老师在我的行囊里放进了两幅字……此外尚有一方自篆“云锦”两字的砚台，其底款是“载元载黄，助我文章”。我虽然愚笨，但明白先生的意思。（曾锦德《往事》 1993年7月20日）
影响我童年最深的是“离骚”和“桃花扇”，十三岁后就在先生和杨胜身边了……六三年离开厦门，老师打了一袋笔墨纸砚和写了鲁迅“运交华盖”毛泽东“长征”诗送我到德化山城发展，二十岁到六十岁整整四十年我历尽艰险。（曾锦德日记 2001年9月11日）
临行前，张晓寒沉吟再三，对曾锦德说道，“所谓事业，不分高低贵贱，为军人保卫家国，是为奉献。然而身处乡村，位低于人，也为奉献。你既然是学陶瓷的，就应该尽一己所长，发挥优势，不必人云亦云，白做无用功之事。”张晓寒并不同意锦德的参军之志，而是说服他发挥一己所长，发展福建陶瓷事业。又劝说曾锦德说，你不必留在城市，山里的生活才能给予你真正帮助。
为了事业，张老师坚决反对我留在厦门，极力鼓励我到德化深山工作，既能以专业为陶瓷事业做贡献，又能清净读书，与山水结缘。先生始终教我要不怕困难，要心有天地，尽自己的力量为人民服务，做人须坦荡无私，在事业上好好武装自己，不要讨巧，在名利场上少沾边。
1963年9月，曾锦德从厦门工艺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到省公安厅劳改局第十支队，德化新建瓷厂，任助理技术员。这是他的又一个新的开始。在这六年间，他从一个不曾出过远门的少年，一个勤于思考的少年成长为羽翼丰满的候鸟，于他，这是需要他付出所学所知，做出贡献的时候，也是成就一番事业的开始。
注解
①出自《九歌（三）湘君》
②曾锦德《忆恩师晓寒先生》 1995年3月12日“至今我依然畏惧二中厨房与厕所边凤凰木吊下一丝丝毛毛虫的可怖画面。我此生只怕虫与蛇，软体灵丑，与人中的败类一样，巧摆身姿，一摇三唱，五代元老！”
③八卦楼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907年），位于鼓新路43号，设计者是美籍荷兰人郁约翰。他在中国生活多时，参照中西方建筑特色，将两者相互融合设计而成。 所谓八卦楼，“上能见天，下能接水”。圆顶高10米，有8道棱线，置于八边形的平台上，顶窗呈四面八方二十四向，原为“鼓浪屿男女救世医院”。当地人俗称为"八卦楼"，流传得久也成了正名。1924年，日本领事馆出面设计加盖窘窿顶，草加修整，于八卦楼内办“旭赢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以“日伪财产”接管。1952年，鹭潮美院迁校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