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化瓷厂
德化位于泉州府下，戴云山脊之间，地势海拔较高，以盛产白瓷闻名。《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迪云州。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迪云州，即为德化。刺桐为泉州。
泉州瓷器手工业的漫长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种质地坚硬，表面涂有青绿色透明釉的陶器。1958年，德化云尾山、牛尾寨、四埔山三处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证明了德化陶器的起源。从已出土的、保存相对完整的六朝文物中也可推测出，当时德化陶瓷业已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至五代时期，釉色分出青、灰、白等各种。泉州陶器在这一时期常现于出口贸易中。据永春《留氏家谱》鄂国公传称，五代后期，留从效统治泉州时，海外交通兴起发达，当时“陶瓷、铜铁远泛于番国，取金贝而返，民甚称便。”
宋代时期，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频繁，广东、福建一带常有外国商人来往买卖。而中国工艺正经历着从陶器向瓷器的转型发展，瓷器一度成为外国商人购买的大宗器件。来往商客均以黄金估价，畅通无阻。
德化瓷的制作历史，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从出土的宋代文物中，残留大量的白釉碎片显示，当时的德化窑盛产白瓷器物。发展到明代，白瓷的色调已提炼出特色猪油白、象牙白，深受洋人的喜爱，故将这一时期的白瓷命名为“中国白”。其特点为，釉层与胎质几乎不能分清，胎骨虽略厚，但有湿润如玉之感。明末，德化出现了一位有名的“瓷圣”何朝宗，何朝宗以瓷塑佛像闻名。这标志着瓷器已不再拘泥于日常用品的制作。清代的青花瓷画、苏学金的何派瓷塑，在当时也颇具名望。提到德化白瓷，不得不提到博山佛像。相传佛像的培土、烧制都在程寺后山中完成。这一类白瓷佛像最初的价格非常昂贵，后来的流传则非常广泛。
发展至近代，德化瓷业一度因战乱停歇。1951年前后，德化瓷器的制造刚刚重新恢复，投入发展，需求最大的就是工艺设计的人才。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厦门工艺美术学校与各地瓷厂均有合作，既为学生提供工作实践的机会，也为陶瓷业的发展输送人才。而陶瓷专业的发展则首推德化。德化的瓷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发展而来：
先办劳改瓷厂，又合各瓷坊、工厂为集联瓷厂，再创国营新建瓷厂。国营德化新建瓷厂原为新人瓷厂，1951年7月晋江专署公安处在宝美村长福堡创办劳改瓷厂，1954年更名为新建瓷厂，隶属福建省公安厅管辖。1959年，参与承制人民大会堂国庆10周年福建厅餐具、茶具、咖啡具和礼品瓷。厦门工艺美术学校教师张晓寒、杨胜参与设计。
新建瓷厂隶属当时的公安系统下，由劳改厂改建而成，厂中仍留有劳教犯人，大多为那一时期的政治犯，也有部分重刑犯，有部队专门看守。厂里两道门槛，劳教犯人可在第二道门内活动。第一任厂长王建智对瓷器的发展颇有研究，厂中除去劳动工人，技术员的缺少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为了引入人才，深处戴云山中的瓷厂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环境的困难。1958年饥荒时期，劳教犯人分配开垦土地，供应厂中食堂材料。在全国饥荒的情况下，可算是自给自足。1964年前后，为解决当时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厂中五十名政治犯在监管下，建造了一座水坝。
1963年前后，新建瓷厂从厦门工艺美术学校、陶瓷技术学校和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调来多名优秀毕业生、老师，全力投入陶瓷的设计开发工作。1963年，最早一批分配来到瓷厂的四人中，洪树德与苏彬为雕塑专业，曾锦德与郑景贤为陶瓷国画专业。至70年代，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先后向德化两大国营厂输送陶瓷、雕塑专业近50名优秀毕业生。
而最早来到德化的便是曾锦德、洪树德等人。起先他们的住宿被分配在传达室一个可以放上下两铺小隔间。工作之余挖古瓷、画画、做雕塑，苦虽苦，生活却十分愉快。1966年分到单人宿舍时，曾锦德住在会议室对面的小平房，王建智厂长则住在他的隔壁。王厂长对设计人员的管理尤为放松，尊重、爱惜他们的才华，不愿拘束了他们。王厂长的母亲对待这些年轻人，也当作自家的小辈般照顾。1973年，曾锦德等人每人分配到一套四十平三居室的职工宿舍。这是一片连着修建的平房，依着半山阶梯式的联片房屋，泥土墙隔出一间是一间，木头搭出一个在外的支架，房屋不高，瓦片不够严实，容易漏水。
洪树德住在曾锦德前面一排，从家门出来，一招手，叫上前后左右邻居，三五朋友聚在一处，聊天喝酒，兴之所至，各人提笔作画，或围着看一人画画，墨声出则人声灭。宗海的琵琶，苏彬的洞箫、二胡都很有可听的意思，也有会大提琴的邻居，南音唱得极好的广播员，练过武术的工人……奇人异士，见怪不怪。曾锦德在其中也是一个备受敬慕的对象，受张晓寒的影响，他也有广交好友的习惯，待人热情、好客，才情高，专业能力在厂中更是出类拔萃，志向高远，言谈之间竟显少年英才之气。
发明工艺
20岁离开了已不景气的老家走向百里外的城市，我获得了二十虚岁大专高材生的毕业证书走向另一谋生之地，投入又一种搏斗！每月四十几元钱重新开始。六三年正是饿荒刚过去一年的艰难日子，我的弟妹才十五岁不到，大哥又在福州念大学没毕业，我既然已获得了工资待遇，我自然懂得自己可以为父母分忧了，居然能给大哥寄伙食费以告慰父母我能相助。这是一种争气和互相配合的必然行动，回忆起来也有意思。大哥（你们的伯父）六五年本科毕业，迟我两年领到皇粮——这可以说是父亲“少年得志”的真实形象。(曾锦德于女儿曾明书信, 1993年3月21日)
60年代的中国仍然是贫穷的，德化一无所有的境况更是如此，曾锦德甚至形象地称之为“山城”。满街能买得到的东西只有鸡蛋和猪肉，没有鱼。土地里种的只有“长年菜”——芥菜，葱、蒜、菠菜、花菜及西红柿等等。其他的蔬菜需得从同安运来，当地人甚至没见过。那时的山城甚至没有书店，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一家用杉木板钉起来的电影院，用櫈子和木板拼凑起一排排不牢靠的座位，只要有一个人倚在木板上，整排观众就会向后倾倒。满地的垃圾，无处伸脚。灯一关，黑压压间射出一道光，放着加了配音的外国电影。杨胜是曾锦德在德化实习时的带队老师，回忆起当时的境况，他说道：
那时候我记得德化是黑茫茫的，什么都是土路，只有一条街。走过桥，县政府那边，就是新建厂，再到旧街，一条到头。晚上8点钟关门。街上有一点小吃就是米粉档，点一盏灯，进去有一个桌子，黑茫茫地站在那里，里面有苍蝇也是照吃的。这样吃一碗回来，叫做夜餐、宵夜，那时候都很艰苦。我们晚上加班，吃一碗米粉汤和炒米粉也算是改善生活。他们也很艰苦，又很年轻。那时候环境锻炼人，各个意志都是不错的。没有这种想学好、刻苦才能成功的想法，也就不可能有现在。
精神生活上，曾锦德也能自娱自乐起来，常常三五友人一同去寻古瓷。德化最早的古文物发掘工作也由他们做起来的。一得空，曾锦德就到附近的山里，走上一天有时能发现一两处古窑洞，有时则空手而归。曾锦德热爱这些古玩器皿，甚至到了热衷的程度。有一回他无意走到一处破庙，外面满堆着肥粪，里面更是破落得连神仙都已逃走。曾锦德见案上只有一个香炉，将它带回洗净，一直收在身边。曾锦德对传统文化的喜爱、熟知，由此也可看出。
“我知道他对考古这些也花了很多精力下去。考古是有很多学问在里面的，还是很艰苦的事。晚上去挖那些东西，不是认真兴趣的人不会去干那种事的。”杨胜继续说道，“一个瓷片他就可以看三天三夜不知疲倦。这既是他对艺术欣赏的观点，也是历史观的问题，是一个人对历史文化传承的认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曾锦德便是这样一门心思地想着学习、工作、画画，想着如何提高自己。所谓“天下才子必读书”，他对艺术的热爱更弥补那看似荒芜单调的生活。
刚参加工作不久，新建瓷厂便将曾锦德作为德化代表，送往景德镇艺术瓷厂深造一年。1964年进修期间，曾锦德所绘制的组画作品，由江西省轻工局展览，收藏保存。这组作品分为四个部分：“春（生）” 、“ 操（异生）”、“乞求”、“灭异（救世）”，与“和谐”，象征由个体生命的历程，向往至人类社会的发展。
在景德镇的学习过程中，曾锦德逐渐发现德化白釉瓷着色工艺尚有可改进之处。1965年，回到德化后，结合景德镇古彩、洋金加彩、粉彩的工艺，经过多次改良胶水填色剂的实验，曾锦德成功发明了新型彩绘工艺，名为“‘新水溶液’保护多层油料釉上新彩”。它能够减小瓷画与国画笔法上的差异，以轻胶调墨操作，改善了画面用笔与色彩的质量，可以创制出难度较大的“写意画”和“工笔画”，更加严格地重现出国画笔法。这项工艺技术的发明，更提高了制瓷的效率与质量。熟练技术工每天可画十寸花瓶十支，较原工艺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十倍！
1965年，福建省三大瓷厂已全面采用了新彩工艺，并向全国推广普及。时至今日，这项发明仍被广泛使用，却少有人知，它的发明人，正是年仅21岁的曾锦德。
“新水溶液”保护多层油料釉上新彩《科技成果登记表》
自1966年起，彩画车间的画面设计与质量的监督便一直由曾锦德把关，工作任务从设计表面花样、彩画到准备广交会的展品瓷器，不一而足。每年，为准备广交会的展品，曾锦德与另两个设计人员，都要各自交出一套自己的作品。这些瓷器在当时已是难见的珍品，从设计到制作工艺，无不显示了那一时期制瓷人的优秀。
那时生活简单，曾锦德白天工作。夜里，独处时则看书作画，与友人相聚则谈天说地，论古道今，评论时事。在通讯闭塞的年代，新华日报、人民日报是曾锦德的日常读物。他甚至将看报当做自修课时的阅读任务，摘录笔记，独立思考。夜读为青年对世界的摸索提供了契机，在连续不断的思考中，他的神经异常活跃。消瘦的身体与活跃的思维不断磨练着他的意志，在凌晨，寒气聚集的时分，他常常将一段段思维碰撞的火花记录下来。这是青年为自身方向作出的判断与要求，他将以此为基准，不断进步。
我写了“送瘟神”大字作为时刻鞭策自己、远离魔鬼的倩影、尽管努力创造安静条件的一根鞭子挂在墙上——我多希望这能真起着鞭子的作用，使我不再陷入可怜的、冒失的灾祸！……从十三岁立下志愿起到现在为止，整整十个年头了，这十年我没有忘记“一天当两天用”这个心愿，我努力地学、想、思索、反省，真是不亦乐乎。如果有些人日思三味，夜思饱睡，比起一个常常失眠而消瘦的青年，我承认前者也有长的寿命，但那只是能吃能喝，能玩能乐，一百二十岁的厨师；后者短寿，那也只能是如三岁小孩般不辩淡咸，不会赌搏、跳舞一般。（曾锦德日记，1967年5月17日）
家中变故
1960至1965年，家中陆续离世了五位亲人，而远在异乡的曾锦德，甚至未能与他们告别。这其中有他至爱的外祖父苏友兰，送他去鼓浪屿的二伯曾林，还有在文革中自杀了的三伯曾金……这对曾锦德而言，自己好像一只在风暴间穿行的海鸟，领航的亲友逐一消失在暴雨漩涡中，年轻一辈的责任越发重大。
十三岁二伯送我到鼓浪屿，在海岛上我是白鹭，是一只承担家族兴衰的小鸟，在这期间我失去了姨母（自杀），失去了菜姐曾术（自杀），失去了三伯父（自杀），还失去了启蒙老师外祖父，家人为了不耽误我的学习， 对我全然封闭。（摘自曾锦德1984年作品自题）
苏友兰的过世是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瓜菜时期的食物短缺一度使饿死的人数剧增，而当时的公共食堂制度，更加快了失去土地的乡绅阶层的死亡。刚出生的孩子被抛弃在荒野中，失去健康的老人难有恢复的可能。恐怕是死亡的预兆给了这个清瘦却脾气暴躁的老人最后的一击，弥留之际，他再次想起了这半生的苦难与艰辛，想起这世道的不公……在亲人的照料中，老人声嘶力竭到天明，这是他在拒绝子孙的挽留，与这悲惨的世界告别。
食物紧缺下的分配机制以劳动量为标准，人为造成的饥荒与当时的制度不无关联。1959年前后，后曾村的村民被紧急调去修建水库。为了得到更好的分配而离开的生产力，田地共有却无人耕种，偷抢别村田里的农作物，荒废了自己的土地，几乎人人都在挨饿。曾家很难获得集体劳动的资格。为了温饱，曾秀金、苏晏发动全家去到水塘捡泡烂了的花生，曾秀金常乘着天黑，夜里悄悄去后山剥榆树皮。要养活尚在家中的八个孩子，曾秀金不得不做活至半夜，还要去给田地浇水。意外在那时是十分常见的。一次，山里野兽的叫声吓得他拾起农具，就逃回了家中。除了担心野兽的袭击，还要防范偷盗抢劫。去到大阼收需染的布和衣服的日子，曾秀金天不亮就挑着染好的布匹赶路，日落后挑着满满未染的布、衣往回走，常常很晚才能回到家中。家里孩子站在门前，祈望父亲平安归来。曾锦祥在福州念书时，每月学生定量餐票，有28斤大米的供给。尚能自足的他，曾遇到过一次偷窃。
（我在校念书时）会把餐票节俭下来，餐票换米，米再拿去泉州加工厂换米粉回来，带回给家人。我（曾锦祥）记得一次节省40斤米，又被人家偷走。40斤起码要节俭2-3个月，当时真是急死。二兄锦聪回来，没钱支援他，拿几斤米票给他。锦德说二哥实在不易，家里没什么东西，想法寄一双别人送的军鞋给他。
曾锦聪的父亲便是“生意虎”曾金，家中祠堂挂着画像中，他仍是年轻时温文尔雅的样貌。曾林病世不到两年，1965年文革时期，曾金在家中自缢身亡。起因仅仅是一把谣言中的手枪。为了这支交不上的手枪，曾金被连续批斗、游街。流言如刀，昔日的邻里如仇敌，人们无需窃窃私语，就可直接恶言相向。他在一次访友中，说道，“为（没有）这把莫须有的枪可交，也只好死了。”在这句如谶语般的自白中，他好似已是失去了存活最后的念想。曾金恐怕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孩子，不能不想到这一生的结局，竟是在一条从东岭回惠安的小道上决定了下来。曾金带着那根好似冥冥中——在他一个念想间，便送至眼前的麻绳——回到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兄弟五人，经历半个世纪的风雨飘摇，只剩下曾秀金一人。
曾金的死在曾锦德眼中，好似家中繁荣衰败的象征。他心目中勤恳劳作，为了祖先基业不断努力的家人就这样被一一的打倒了。那些童年记忆中家族的繁盛面貌，围着祖母床前等着父亲端进面汤点心的岁月，两个伯伯撑起整个家族内外的安稳祥和的过往，再也不会回来。他甚至感到，自己未来的命运，等待着他的，只是无穷的苦难，说不尽的忧愁。曾锦德诚实赤裸地表达了内心的痛苦：
晚上母亲给我谈了到圣公妈宫卜神的事情，我感到有极大部分是符合事实的，大概如此：我将来工作只能自足，一切都不得顺利，奔波损劳跑四方，尽得担忧生活无依，而且还得于二十三得子。此实命不佳矣。虽可寿八十余，虽则若如此，又奈之何。
我直想问问天，从小就树起兴家建业理想的我，尔今确落得个这样的预兆，我对不起先祖，更对不起父母的辛劳，由此对天主及命运安排论我产生了迷惑，我想赎罪愿天主赐教，我想以实苦来违抗天条，我万不能极限于自食薄尝的微命，虽然现在可能目侧的实为如此，我不能让父母终抱此念，我痛改前错，一切及新，从今天起让我自己来裁判自己的命运。道路何着，刻志于求，专一著志，有得放矢——致力于画绘古史不淫不傲，尽托于志，天遣勿从，我命自决。吾亲视之，来日务报。（曾锦德日记，1963.4.21）
曾金自杀后，上泉裕的富农成分被重新划分，定为人人避之不及的“商业资本家”，留下曾秀金一人遭受批斗。曾秀金是牛一般倔强的性格，每天晚上被拉去各个地方批斗，后曾、苏坑、山内只要有批斗就会拉上他。白天还是照样做活，能染布就染布，能打石就打石，能种地就种地。顽强的意志力让他默默地承受，扛起了家庭的重责。苏晏身体不好，只能在家料理家务，她把惠安女的坚韧发挥到了极致。她聪明能干，一家十口人，无一不在她的照顾之下。曾秀金在外被批斗，苏晏就得在家藏东西，应备随时而来的抄家。沿海地区，人们信神、佛，一般不轻易动别家的佛像。而在文革时期，抄家甚至连家中大厅的祖先牌位、观音菩萨像也一同抄走。曾秀金、苏晏不断想着应对抄家的方法。一次，曾秀金将家中留下的几十枚白银交给已出嫁的长女曾桂。她把家中尿桶底下的砖挖开，藏入白银，再压上尿桶，封好。这便是将来的救命钱。
曾秀金一家的生活始终没有着落，失去了家中长年积攒的土地，批斗、抄家没有一日安稳。苏晏把家中看似有危险的东西统统丢掉，书、望远镜、黑胶唱片……那些旧时的记忆，在一对苦苦求生存的寻常夫妻眼中是危险的。他们没有办法保全孩子不受到时代的摧残，他们的期望无非是活下去。曾秀金让曾锦河、曾锦福两个孩子做了打石匠的学徒，让他们有一份能养活自己工作，找个媳妇，维持艰难时日。最小的儿子曾锦裕念到小学六年级，到了1968年，受学生大串联的影响，学校全面停课，曾锦裕也至此失学在家。他与二哥曾锦德最为亲近，便写信向他询问自己的将来。父亲让他在染布、打石和做木工这三项中选一个做活，这恐怕不是他期望的人生，却是一个可以活下去的方法。曾锦德想到三弟曾锦河、四弟曾锦福都是打石匠，建议幼弟跟着父亲学染布，可帮助父亲分担重负。
家中的境况一直受到土地成分的影响，迟迟未有好转。直到了1981年，曾锦德找到德化瓷厂各级领导，多方帮忙，才将家中成分重新定为中农。然而家中的老祖屋、各个店铺以“租借”的名义占用，迟迟不予归还。这都成了曾秀金、苏晏数十年的心结。
灾难深重
文革初期，针对德化新建瓷厂的“内部整顿”对准了当时厂内的几位领导。厂长王建智首当其冲，是被批斗得最惨烈的人。自1955年任职，至1966年调离，这位老厂长可谓“清白”二字，他的母亲在一次王厂长的批斗游行中冲出阻拦，拿头撞击队伍的一块牌匾，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儿子的清白。王建智对曾锦德等设计人员非常爱护。他们也在批斗时暗中保护着他。一次批斗后，曾锦德对王厂长说，“我认为你是好人”。常言道，良言一句三冬暖 ，一语伤人六月寒。正在人人鄙夷唾弃之时，这一句话如雪中送炭，温暖人心。王建智离世前几年，在香港见到杨胜，提起曾锦德时他说道，这个人不仅专业好，认真、努力而且非常正直，有义气。
刚从学校毕业的曾锦德、洪树德等人也被推上了红卫兵队长的位置。他们俩合计，如果是别人来做这个头目，自己被抄，那是肯定过不了关的。悄悄藏在宿舍里的好几十卷专业书、图文册、中外文经典书籍，还有他们从荒废的图书馆、学校里“偷”来的书，是不可能躲过查抄的。
在惠安任小学教员的曾锦祥，也曾带着曾锦德等人，半夜前往学校图书馆拾那些荒废了的书。这段时间，书店的关闭，加上没有足够的物质供给，读书的快乐变得难以言说。曾锦德在这一期间频繁阅读政、史、文各类著作，《红与黑》、《第三帝国的兴灭》、《红楼梦》、《白夜》等都是在这一期间阅读的。他们几个同伴，包括洪树德、陈享远、杨达生、李国章、陈宗海、郑景贤、黄聪敏，迟两年来到德化的张捷东、林英明等人，在那段时间里反而组成了一个小小的交流圈，表面与外一致，却不与外相连。刚毕业的他们，也顺利安全地度过了文革最初的几年。 
1967年 《整风小结》
1966年6月16日，曾锦德突然收到一封自厦门工艺美术学校发函到德化新建瓷厂党支部的书信，要求曾锦德揭发张晓寒的“罪行”。厂中的领导把信交给了曾锦德，让他烧毁。收到信的曾锦德，仔细想了一想，回了一封替张晓寒辨明的信。信中直言，张晓寒的人品学识修养，是难得的好老师，自己身为他的学生受其教诲，终生不忘，感恩于心。张晓寒知道这件事，半是感动，半是担忧。一回，他对曾锦德说道：“你就是太纯了，太单纯，所以容易吃亏。”
在老师受难的期间，我虽然也受到校方的牵连，但是我工作的单位领导认为，有这样工作能力与修养的学生，这样的学校和这样的老师，是社会所欢迎的。校方来函受到冷落并交我本人焚毁。（曾锦德日记 1993年7月20日）
文革爆发后，学校的创建老师们成了众矢之的，校长杨夏林等人都有过被批斗、辱骂，甚至入狱的经历。张晓寒常常被批斗得头破血流。上课时，他给学生们讲学。下了课，学生们押着他去受批。一排排老教师站好，一边各四个学生，依次将他们架到台前，双手背着跪在地上。张晓寒甚至在一次批斗后不忍受辱，试图自杀。被学生送去医务室，刚止住了头上的血，又被另一派的学生拉去批斗。张晓寒的遭遇，其弟子林良丰于2015年8月说道：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就把他（张晓寒）打倒了，作为反革命和国民党特务接受改造，批判、批斗。可是他又不服气，特地跑到北京去申诉。北京中央文革接待组，将他的事情重新发给厦门市革命委员会、文革领导小组。不得已，他又从北京回到厦门。那时并不安全，回到厦门后他东躲西藏，在学生家中住几天。一会儿躲在林森老师家里，一会儿躲在杨胜老师家里，一会儿躲到何丙仲老师家里。后来被抓到，被关进监狱一年零三个多月。到了1979年，落实后，才给他一个平反的机会，摘去了反革命与国民党特务两个帽子。其实他的人生从文革开始一直到1978年，是他的一个最阴暗的时期。他很多学生因此也受到连累，他家庭更是受到连累。张母八十多岁了，硬是从厦门遣送回江苏老家。家中是举目无亲，一个八十几岁还裹着小脚的老太婆，回去以后没多久，就郁郁死在了家中。
张晓寒是个典型的严父孝子，对孩子严厉，却不惹母亲半点生气。一次他把孩子骂得厉害，张母气得直跺脚，张晓寒立刻跪了下去，叫母亲不要生气。这一幕给一旁的杨胜留下深刻的记忆。“那天同先生娘为了孩子的事情吵架。这些没有人知道的，只有我在场。他当场就跪下。那天我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为这件事所感动。”入狱后的张晓寒久久不知母亲离世的消息，出狱后他人身仍受到限制，甚至不能离开厦门。母亲为自己所累，这对他的打击尤为沉重。
1966年文斗升级到武斗，在军管会参与下，将厦门划分成南北区，大串联增加了当时的混乱。借机挑起暴力事端而丧命的人每天都在增加，人们不敢一个人随便出门，而结队同行又可能会被当做聚众帮派。此时张晓寒处境的危险可想而知。或许是通信的中断令曾锦德为老师担忧而焦虑不安，他找到厂中负责厦门对接工作的陈享远，嘱托他去厦门时，一定要去鼓浪屿给张晓寒带一则口信。此时千言万语都难以传递，唯有四字“为师为父”，张晓寒接到这句话，亦是泣不成声。
1967年春节前夕，工厂停休禁止工人放假回家。洪树德、曾锦德等四人便以“参加母校的‘返校兵团’”为由，从德化赶回了鼓浪屿。街道上甚至没有摆摊的小贩，人们远远看到一大群人都会绕道避开，生怕卷进争斗中。鼓浪屿人人自危，门户紧闭。他们四人也未敢贸然前往鸡母山，先找到一个可靠的同学，辗转前往老师家中联系，为会面敲定时间、地点。张晓寒收到他们四人的消息，既是感动惊讶又是担心。鼓浪屿已是个是非之地，不宜久留。直到入夜天光已尽，张晓寒才悄悄地出了门，去往会见之处。在恶臭、昏暗的环境下，这短短五分钟的会面，却异常珍贵。多年后，曾锦德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
终于，我们在厕所里偷偷会面了，他很严厉地让我离开这里，没有多说其他，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其实，我小时候最爱读屈大夫的书，对于恐怖和死亡是不介意的，然而老师不让我与愚蠢打交道。我们在全市武装游行“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声中步行进市中心，又在严寒中离开了厦门岛，这是一九六七年。
石码会面
1967年春节前，在与张晓寒会面离开鼓浪屿后，洪树德邀请曾锦德三人去石码家中小住几日。在石码洪树德家中，曾锦德第一次见到了洪玉环。
洪树德的父亲是保健院的院长，保健院的前身即是中医院。洪树德在学习雕塑前，曾在龙海中医院里当过学徒。他们一家可算是中医世家，都具备一定的医学常识。洪树德的妻子钱如珍在龙海瓷厂工作，两人便结了婚，几次去往德化看望洪树德，对曾锦德的专业技术和为人印象深刻。
曾锦德的这次来访让他有腊月天里大太阳的快慰，所见的每一个人都对他热情真挚，大家谈话举止也都是读书人家的含蓄幽默。在这样理想的家庭中，他无疑是会认识这样一个年轻女性，面容清秀，个子娇小，爽朗的笑容好似微风中拂动的柳枝。她说话的声音不大也不小，恰恰直穿着他的耳膜，在与他相处时，她完全不是那一副拘谨的样子，也不是那种胆小矜持的作态。这种清爽、干净与明快，好像一段协奏曲中的单板小调，一个童年回忆中某个温暖午睡醒来后的惬意。而他对她唯一的不满——他努力从那些眼花缭乱的优点里，找出一个令他可为她的完美做出贡献，为使他存在于她生命中的缺点——是她的思想还不够成熟，她面对这个时代的天真气质带着不能分辨的糊涂。这倒也算不得什么缺点，可这是一个方面，这也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方面，然而它至少值得令他会心一笑，值得他在未来的好些年里，对那个清洌的早晨，刚刚见到的这样一个少女的时刻，有一个长久的记忆。而这些，对那个时候的曾锦德而言，在阴暗而无望的情感压抑中，她无疑是光彩夺目的。
他花了一整个下午陪伴着这个女孩，听她说学校里的事情，她即将从高中毕业，一年后，以她优异的成绩——她的说法更为委婉“班里只有几个人有可能”，进入师范学校，做一个老师。她说到这里，自然是仰起头的，看看他的反应。他也是听她继续说，甚至引导着她说话，好似他们是无话不谈的自儿时便已相识的挚友。她甚至说起她这次休学在家的小小事故，学校组织横渡九龙江时意外溺水，从此她就有着头疼的毛病……当然，这些也可能是在他们日后往来的书信，更多相处的时候知道了解的。然而，无论如何，曾锦德有一双会聆听的耳朵，和一颗善解人意的心。他的细心、体贴看在所有人的眼中。
洪树德看出了曾锦德对妹妹玉环有意，与钱如珍商量此事。钱如珍对曾锦德的印象原本就很好，自然不会反对，两人一拍即合。钱如珍也做起了洪玉环与曾锦德的媒人，极力为二人撮合。
洪玉环的偏头痛一直没有痊愈，也没有再回到学校。1968年4月16日，她在哥哥的帮助下，来到德化学习绘画，成了一名家属工。距离近了，她与曾锦德接触的时间慢慢变多，对这个人有了更多的好感。她发现他是那样一种人，既是聪明的热情的，又是天真的孩子气的。两人的了解越加深厚，她对他的好感便越多。那个年代的感情是无言的，不出声默默地写上好几页的书信，无微不至，虽没有一句表露，两人的心迹却不言自明。1969年元月，两个相爱的年轻人于惠安老家结婚。他们不仅是获得了志同道合，相互信赖的知己朋友，更是为共同的成长获得了一个忠实的伴侣。婚后的生活令他们都感受到了幸福，这份幸福在那个压抑年代好似一颗明星，温暖人心。
注解
引用书目：
1. 1959年5月省文管会编著的《福建省新石器时代遗址资料汇编》 P：165-183，
2.《闽南新石器时代遗存调查报告》
3.1960年7月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57-61级汇编《古代泉州交通史海外》（初稿）第12页。
4.“泉州杂志”卷上，明 陈懋仁著
5.许清泉著《宋代泉州瓷器手工业》《泉州海外交通史资料》第四辑P:12
6.《祖国的瓷器》补：《泉州府志》王弼条载：“何朝宗不知何许人？或云祖籍德化，寓郡城，善陶瓷像，为僧伽大士，天下传宝之。”
7.《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64年版 张子高编著 科学出版社 P：135
集联瓷厂是1954年4月塔岸街“集联行”与东头郑玉树等4户瓷业主入股联合开办，1966年2月实行公私合营，1960年7月更名为地方国营集联瓷厂，1966年10月更名为德化人民瓷厂。
1970年2月，人民瓷厂与新建瓷厂合并，更名为德化红旗瓷厂，由省公安厅下放为县属企业。1973年，该厂建设的, 以柴油为燃料的隧道窑成功投产。1979年，红旗瓷厂被省政府命名为“大庆式企业”，同年，曾锦德设计的武夷迎客松茶具被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台湾厅选用，作品受省轻工厅、省委办公厅及人民大会堂管理局高度赞赏。1981年12月，红旗瓷厂更名为德化第二瓷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