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寒 （1923-1988），又名云松，江苏靖江人。1941年考入重庆国立艺专国画系（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受教于吕凤子、潘天寿、李可染、陈之佛、黄君壁、傅抱石等名师，特别是吕凤子、潘天寿的影响。先生博学多才，工诗善画，在艺术上独辟蹊径，作品格调高雅，笔墨奇拙雄浑。其画作呈现着一般山水画达不到的极为浓厚的环境气息，氤氲之气扑面而来，显露出激昂奋发的时代感和浓烈亲切的现代生活气息，蕴藏着蓬勃的生命活力，呈现刚强壮美的气派。
“语不惊人死不休”是晓寒先生对中国画时代感应与发展，以笔墨书天地正气，启动发蒙高雅情操！其画作激昂奋发，蕴藏蓬蓬勃勃的生命活力。
张晓寒是福建工艺美术学校的奠基人之一，福建现代工艺美术教育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先生秉持“有德有仁才有爱，有真有善才有美。”的教育理念，言传身教，处处起了楷模的作用。为福建工艺美术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先生主张真善美的品格修养，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处处起了楷模的作用。其人品、画品为文艺界所赞誉！他的艺术思想与画风影响了福建一代人。
先生建国后曾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从事美术工作，1953年来厦门，任教于厦门鹭潮美术学校（今福建工艺美校前身）。曾任福建美协常务理事、厦门市美协主席、福建省人大代表、厦门市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厦门市常委。
德艺双馨——张晓寒
生于乱世 流亡求学
张晓寒先生，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出生于江苏省靖江县东区六助乡万尊埭祖居地，其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民族苦难深重。先生出生未满三个月，父亲张益三便因病去世，先生自幼跟随母亲孟氏及胞姐张秀芝艰难度日，由于靖江紧邻无锡，故先生小时候就醉心于无锡惠山泥人，常于课余时摆弄、捏制泥人，对美术的兴趣极其浓厚。抗战爆发后，继父裴士忠因抗战被日寇杀害，先生则随胞姐流亡武昌、西安等地。十六岁时，胞姐张秀芝不幸病故，先生孑然一身，由西安步行至安康就读于专门收容战区流亡学生的陕西中学(后迁阆中更名国立四中)。在中学时，先生与康献瑞、卜忠汉、李婉等同学发起成立“始创画社”，用漫画、木刻等绘画形式及参加剧团演出，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宣传抗日救亡。先生亦在此时选择艺术做为人生志向。
一九四零年，先生闻知国立艺专于重庆招生，便约同几个热爱艺术的同学，风餐露宿徙步由阆中至重庆入国立艺专青木关战区学生预备班学习，一九四一年考入位于四川壁山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受教于吕凤子、潘天寿、李可染、陈之佛、黄君壁、傅抱石等名师，吕凤子、潘天寿的艺术思想与画风尤其深刻地影响着先生，奠定了先生以后形成的以线为主、删繁就简的艺术风格基础。其时，先生致力于人物画的创作，亦旁及山水、花鸟画，同时研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尤受杜甫、陆游、辛弃疾那深沉朴素、忧国忧民的精神品格和诗风的影响。先生于国立艺专就学时，由于生活极端困难，先生勤工俭学，担任了校外小学的美术教师，以维持生计和学习的必需用品。
张晓寒先生，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出生于江苏省靖江县东区六助乡万尊埭祖居地，其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民族苦难深重。先生出生未满三个月，父亲张益三便因病去世，先生自幼跟随母亲孟氏及胞姐张秀芝艰难度日，由于靖江紧邻无锡，故先生小时候就醉心于无锡惠山泥人，常于课余时摆弄、捏制泥人，对美术的兴趣极其浓厚。抗战爆发后，继父裴士忠因抗战被日寇杀害，先生则随胞姐流亡武昌、西安等地。十六岁时，胞姐张秀芝不幸病故，先生孑然一身，由西安步行至安康就读于专门收容战区流亡学生的陕西中学(后迁阆中更名国立四中)。在中学时，先生与康献瑞、卜忠汉、李婉等同学发起成立“始创画社”，用漫画、木刻等绘画形式及参加剧团演出，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宣传抗日救亡。先生亦在此时选择艺术做为人生志向。
一九四零年，先生闻知国立艺专于重庆招生，便约同几个热爱艺术的同学，风餐露宿徙步由阆中至重庆入国立艺专青木关战区学生预备班学习，一九四一年考入位于四川壁山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受教于吕凤子、潘天寿、李可染、陈之佛、黄君壁、傅抱石等名师，吕凤子、潘天寿的艺术思想与画风尤其深刻地影响着先生，奠定了先生以后形成的以线为主、删繁就简的艺术风格基础。其时，先生致力于人物画的创作，亦旁及山水、花鸟画，同时研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尤受杜甫、陆游、辛弃疾那深沉朴素、忧国忧民的精神品格和诗风的影响。先生于国立艺专就学时，由于生活极端困难，先生勤工俭学，担任了校外小学的美术教师，以维持生计和学习的必需用品。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先生离开国立艺专，由重庆取道三台、剑阁、广元入陕，经汉中、宝鸡抵达西安，沿途流浪写生，以卖画维持生活。于西安时，经赵望云先生介绍，任教于户县化羊庙的户县师范学校，学校以破庙为校址，四壁通风，连基本的教学教具都不具备，先生亲自动手制作石膏几何教具，并兼任教务工作及教授国画课，把身心投入到美术教育的办学之中。
为了能学习敦煌的民族瑰宝，一九四五年春，先生先后于西安、兰州举办张晓寒画展筹措经费，并沿途卖画，朝圣了敦煌。敦煌的佛教艺术深深地震撼着先生，为了探究佛教的精妙奥义，也由于时局的混乱，谋事的艰难，先生由敦煌返西安后，遂于西安大雁塔慈恩寺为僧，在研习佛经之余亦作画不辍，直至抗战胜利后重返靖江故里。
生于乱世，少小流亡，先生饱尝生活的艰辛和世事的炎凉，师名师、师造化，步入艺术的殿堂，这些丰富的经历磨炼了先生的顽强意志，民族的苦难激发了先生的爱国热忱，决定了先生从事艺术报效祖国的人生道路。
南来执教 倡办工艺
新中国成立后，经当时司法部史良部长推荐，先生于一九五零年九月赴北京，任职于全国政协秘书处文化俱乐部。一九五三年，当先生得知杨夏林先生于厦门创办鹭潮美术学校缺乏师资时，遂主动放弃在北京的优越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南来厦门执教，为福建、为厦门的工艺美术事业、艺术教育事业贡献出毕生精力。
当初厦门鹭潮美术学校位于鼓浪屿八卦楼，她是解放后厦门创办的第一所美术院校。学校初创，教学设施简陋，生活极其艰苦，八卦楼更是满目疮痍形同废墟，先生毫无怨言，以校为家，不仅在教学上倾注心力，而且在学校建设上，同杨夏林、李其铮等人四处筹措办学资金，使学校得以正常发展。先生鉴于闽南民间工艺的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也出于对学校生存及发展的思考，他于一九五五年率先提出把学校办学方向由单纯美术教育转为工艺美术教育，这一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办学方向得到了上级有关领导的支持，这一转变，救活了鹭潮美术学校，奠定了福建工艺美术学校的创立基础。这个阶段，先生亲自担任工艺美术课程，教授泥塑、泥偶头、纸脱京剧脸谱等专业，同时走访了闽南一带的工艺美术行业和有关艺人，聘请了厦门著名彩扎老艺人柯石头、漳州泥偶老艺人徐全、石码木偶头雕刻老艺人许盛芳以及漳州泥塑艺人蔡福祥、泉州刻纸艺人徐耀昆等人来校辅助教学，并建立了工艺美术实习工场，深入挖掘民族民间工艺传统，开展工艺美术创作。厦门的竹编，木偶头、泥偶头、彩塑、瓷塑、木雕、漆器、漆线雕、戏剧用具、刻纸、抽纱刺绣等工艺因此而得到全面发展。
先生在致力工艺美术教育，建立工艺美术实习工场的同时，亦关注福建瓷器的生产恢复与实际应用，他数度奔赴德化、磁灶，了解古窑址的分布与保护情况，研究德化瓷的发展历史、工艺特色及在现代的创作应用，特别是德化瓷在生活用具上的应用与设计，亲自绘制了许多的器具造型，同时，鼓励学生扎根德化，为德化瓷器的发展作出贡献。
一九五九年，晓寒先生组织制作的工艺美术品，如漆线雕《郑成功收复台湾》、戏剧用具《龙凤万寿灯》等一大批新创的作品参加国庆十周年全国工艺美术作品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好评如潮，周恩来总理以“福建第一”来评价这次展览的观感，毛泽东主席以“福建是有文化的”、朱德元帅以“巧夺天工”来评价福建的工艺美术展馆，敦沫若先生还亲自接见了福建馆的布展人员。先生还带领杨胜先生为北京人大会堂设计德化瓷餐具、布置人大会堂福建厅，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
由于先生的倡导及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使面临危机的学校焕发生机，厦门工艺美术学校正式成立，其附属的校办工艺美术厂亦转变成为全省唯一的综合性工艺美术厂(即后来的厦门工艺美术厂)。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促进厦门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一九八一年夏，先生积极献策献力，协同林素娟等人筹划、组织成立了厦门工艺美术学会，为全市工艺美术行业和工艺美术工作者营造了学术活动与技艺交流的平台，使厦门的工艺美术事业出现蒸蒸日上的气象。厦门工艺美术学校后来改名福建工艺美术学校(福州大学工艺美术学院)，目前福建省的许多工艺美术大师、工艺美术设计师、骨干力量就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
先生是福建工艺美术学校的奠基人之一，是福建现代工艺美术教育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他为保护、继承和发展福建民间工艺，培养工艺美术人才，为厦门工艺美术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教书育人 师表风范
晓寒先生从事工艺美术、美术教育三十余年，用他的话说，“是海上花园的一位老园丁”。他几十年如一日，对学生孜孜不倦，循循诱导，授业解惑。先生主张真善美的品格修养，主张教书的目的在于教人，他反复强调“心正然后身修”，只有排除私心杂念，才能谈得上行为作风方面的修养和提高。先生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处处起了楷模的作用。
先生也反复强调:“画意实属艺术之魂”、“中国画重视对大自然的体验、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他总是教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艺术观，教导学生不仅要探究艺术的真谛，还要博取众长，注重各学科知识的摄取，多读书、多思考、多动笔，开拓胸襟，提高眼界，做对社会有所为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先生执教数十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然而每堂课都认真备课，从教案到讲义，无不反复研究，力求完善。先生绘制了数以百计的教学示范图，在课堂上更是亲笔示范与理论讲授并举，深入浅出地阐述艺术的奥义，他不顾年高体弱，经常带领学生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作为学校国画教研组的学科带头人，先生不断研究、总结、完善教学方法，并赴上海、西安参与编写全国中专山水画教材。先生生活简朴，安贫乐道，对学生要求严格，真情爱护，不仅关心他们在校的成长，还关注他们毕业后的工作与生活状况，继续为他们释疑解惑，几十年来，先生的鸡山草堂成了学子们继续求知的场所，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先生教育出来的学生，如今遍布在全国各地，他们秉承先生的教导，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各有建树。
先生以传播优秀的民族文化为已任，利用出差、采风、开会的机会，深入山区、工厂、矿区，举办学术讲座，示范山水技法、阐述国画要义，热心辅导各地的美术爱好者，他把美术教育从校内带到校外，服务于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先生对教育事业、对福建工艺美术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更大的热情，他为厦门大学筹办艺术教育学院献策献力，在福建省第六届人大会议上，他递呈了《关于复办福建工艺美术学院的提案》。先生作风正派敢于直言，对不利于教学，不利于学校正常发展的事，从不保持沉默，并多次陈书有关部门，阐述其办学办校的意见，无怨无悔，为福建省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尽心尽责。
高尚品格 艺坛楷模
晓寒先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积极推动美术与社会需要相结合，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和行动，组织、促进厦门美术事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生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并被投入监狱，他顶着巨大的压力，极力维护美术界同仁和学生免受牵累，他虽然饱受折磨，却不怨天尤人，从不提这些因历史原因而造成的不愉快往事。文革后，先生重获解放，他以饱满的热情服务于社会，积极协助厦门市文联，联系美术工作者，筹备厦门美协的成立，并被推举担任厦门美协主席，主持并承担美协的日常事务工作。他以美协的发展为重，广泛团结各个画种，各个单位的美术工作者，根据各专业的不同特点，制定切合实际的工作计划与学术研讨方案，使厦门美协成为广大美术工作者的家。先生在省市人大、政协会上，在各级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积极进言，反映美术工作情况，宣传美术对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性，呼吁各级领导重视美术工作，他联合其他艺术家提出议案，要求尽快成立厦门书画院和美术馆，促进厦门美术事业的发展，提出厦门应创立自己的画派，成立美术工作室开展学术研究以提高厦门的艺术水平的建设性意见。先生极力鼓励美协会员深入社会、体验生活，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优秀美术作品，他组织发动和指导会员进行美术创作，并极力推荐优秀的作品参加省级和全国美展，他发动并主持厦门老中青艺术家的个展、联展，使厦门的美协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先生还积极促进厦门美协与外地美协、画院的联系，请进来，走出去，增加厦门与省内外的美术交流，扩大并提升了厦门美术在省内外的知名度。先生还多次赴同安关心指导同安农民画，举办美术讲座指导厦门的中学美术教育，组织画家慰问驻厦部队。在厦门书画院的建设上，先生从起草报告、借用场所、制定章程到安排人员、工作计划等方面，他一直协助、配合市文联等有关部门，倾注了极大的热心和努力，使画院得以顺利成立。先生对画院的成立起了重要性的作用，画院成立后，他功成身退，只挂职一般画师。八十年代初期，先生受文联委托主持厦门国际机场候机楼壁画的总体设计，他组织我市老、中、青三代画家设计最能体现厦门特色、装饰效果最佳的美术作品。他不仅采用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作品，也采用初出校门的年青艺术家作品，他把这一工作做为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美协的任务，而不是自己获取名利的机会，他不采用自己的作品，也不收取报酬，把这种机遇让给了其他艺术家。他参与了北京人大会堂福建厅的装饰设计工作，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他为厦门第一家宾馆鹭江宾馆、为厦门大学陈嘉庚纪念堂、为郑成功纪念馆、为陆军疗养院、为南普陀寺接待厅等重要场所，不计报酬地作画。先生在身患重病时，仍继续为美术工作奔忙，风雨无阻地为厦门老年大学国画班的学员上课，亲自主持工人画家的画展开幕式，参加厦门美学会召开的厦门名景研讨会、厦门青少年宫美育中心成立典礼、厦门青年国画展、厦门白鹭书画社、团市委“百米素绢悼先烈”等活动。为王仲谋赴三明画展撰写前言、为厦门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残疾人艺术协会献画，并与市群艺馆馆长郭秀治同志一起策划、编辑、出版了厦门第一本书画集《厦门书画》，在病榻上为前来求教的老年学员批改作业，并安排他的学生接替他为老年大学上课，与前来探望的谢澄光先生商议美协的换届工作与活动安排……。先生为厦门的美术事业竭尽了全力。
尺幅丹青 永垂史册
晓寒先生在艺术创作上继承传统、勇于创新，创作了一大批风格独特又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作品，影响了厦门乃至福建的一代画家。
先生的山水画，追求从内容到形式的民族化，他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绘画语言的精髓，对历代画家、画作做了系统的深层面的分析研究，以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进行艺术思考和实践，以真诚灼热的感情亲近生活和自然，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忧乐。先生遵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方法，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到真山真水里去体验，足迹遍及川黔陕桂、江浙皖赣，滇陇湘鄂，饱游饫览，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构思；他从不间断对古典文学诗词、画史画论和其他艺术门类的研习，在音律、戏曲、工艺美术以及禅学等诸多方面，广征博采，积蓄了深厚的知识学养；这使他对诗意画理领悟更深，意境的营造和发掘更充分。可以说，他具备了诗心慧眼，能在极平凡的自然景观和生活场景里品味出诗情画意，构现出新的意象新的表现方法，使作品境界高深、意味隽永。如《雪里芭蕉》，远处是积雪的峰岭，近处两椽农舍，屋旁的芭蕉冲风迎雪，翠竹与红梅争红斗绿，在冬天的景象里，孕育、透露出春天的气息，既表现了生机盎然的大自然，也表达了画家乐观向上的思想境界。又如《壁立万仞》，顶天立地、坚实厚重的山岩与挺立峰颠的古松，显露出一股凛然正气，表现了坚贞不屈的人格力量。先生的画即使山险水滞，也流露几分温馨，又见柳暗花明。他在“文革”期间所作的《屈子行吟》、《坐看云起》，以及“文革”后重沐春风所作的《解冻图》、《大地回春图》等，表达了先生在逆境中仍充满理想、对美好未来的热切向往和信心。先生创作并题写画幅的诗句无不充满真情实感、生动自然，与他简练畅达的笔墨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堪称诗画合璧的佳构和典范。
先生作画，有时灵感迸发、纵情挥洒，有时冷静构思、周密营构，虽然大刀阔斧、挥写自如，却又含蓄蕴藉、形神兼顾。他把握景物的主要特征，大处落墨，寥寥数笔构出主体气势，即使笔墨不多，也已骨肉匀停。先生铿锵利落的中锋用笔，力透纸背，老辣苍润的墨线长短相济、动静相生，极富节奏感和质量感。在极简练的笔墨框架上，溶进极丰富繁复的渲染，墨、色、水层层进入，重重堆渍，异常滋润浑厚，空灵松动。其墨色的浓淡干湿、墨点的虚实疏密、空白的大小位置均能恰到好处。其画作呈现着一般山水画达不到的极为浓厚的环境气息，氤氲之气扑面而来。先生构图造境围绕主题立意，摄取大自然中最精彩动人之处，并全力烘托渲染这一特定的气氛，营造一种既贴切自然，又令人心旷神怡的时空氛围，使观者如置身画中，领略奥妙无穷的“畅神”境界。
先生的画，手法是多样的，风格是统一的，既不蹈前人蹊径，也不重复自己。他的画大到九米巨制，小至咫尺小品，青绿、水墨各有新意。大幅如《南普陀春色》，结构严谨、虚实相生、潇洒灵动；小幅则有时顷刻而就，有时颇费点染，大都奇拙空灵，看似不经意，实乃最经意，这是先生驾驭笔墨达到高度娴熟自由的结果。先生热爱新时代，热爱新生活，尤其对他所钟情和熟悉的八闽山川情深意长、潜心揣摩，他与厦门可谓神迹相溶，他的艺术表现手法脱胎于八闽山川、脱胎于厦门的峰石草木，可以说先生的山水画艺术得益于厦门、完善于厦门并作用于八闽，他创造出一系列表现现实题材的成功技法，如《采石图》、《虎溪月夜图》、《大王峰》、《海堤图》、《热风暖浪》、《英雄山下》等画作，都极具乡土气息和福建的地域特征，拓展了传统绘画的审美视野和表现领域。先生的画风溶极简与极繁于一体，刚柔相济、阴阳相生而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他的作品显露出激昂奋发的时代感和浓烈亲切的现代生活气息，蕴藏着蓬勃的生命活力，呈现刚强壮美的气派。
先生注重画面的整体和谐，落款钤印极具匠心，长题短识、分红布白均深思熟虑，成为画面不可分割的部分，他的款字结体方正，略带篆意又融合行隶，横竖点捺错落有致、顾盼生情，字里行间有如珠玑跳荡、欹正相生，更增添画面的风韵神采。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精神内涵，人品与画品的一致是我们民族优秀艺术家共同的特征。先生正是这样一位画家，他为人刚正磊落，一生淡泊明志，即使是在十年浩劫身陷囹圄之中，他对艺术，对人生的追求丝毫没有动摇。先生的山水画艺术，正是映射着先生的坚质浩气和高韵深情。心明、思远、情深、意切，赖于他的高尚品质、深厚学养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他用自己的独特语言诠释着人生与艺术的真谛。
晓寒先生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堪称厦门美术界德艺双馨的楷模。先生虽然去世近二十年了，然而厦门美术界及各界人士依然深情地怀念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