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尘封见真质：论董其昌、八大山人的山水画艺术
文／冻月
关键词：董其昌；八大山人；禅宗艺术；山水画；笔墨；淡境
我们是否对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传统绘画真正了解？近现代以来，因隔阂产生的误会尤多，以致不少艺术瑰宝如明珠蒙尘，难见本来面目。西人的误会固不必论，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产生了不尽相同的艺术感觉方式和心理定势。就中国绘画语言而言，西人因其陌生而产生隔帘看花的模糊感，他们只能感受形式的表面，而不能通过绘画语言这一破译手段走进中国文化的深层，更无法从活跃着生命、诗情的笔墨迹象去解读画家的精神世界，解读东方人特有的**“天人合一”、人天无碍的宇宙情思。于此，我们似乎找到了“误会”的症结**——不懂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核，不懂中国绘画的表现语言，这是西人和一些中国人误会中国画的根本原因。
当然，中国画并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只能从一流的文人画家的作品中，从优秀的民间艺术中解读中国的艺术精神，而董其昌、八大山人的绘画，便是一把解读的钥匙。董其昌（1555—1636）生于明代后期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其时，由程朱理学而至陆王心学日益兴盛，促成了新的人文环境，陆王心学常以佛典内容为立说助力，客观上推进了禅宗一脉在文人士大夫群中的普及。李贽虽然没有像王阳明那样形成自己从理论到修为的学派体系，但他把禅宗不羁物欲而求大自在的精神泛化于日常言行中，并影响了一众文人。董其昌便是在这种影响下，走上艺禅不二、通达境界的文学、艺术道路的。
董其昌其艺的有丰厚的文化背景。他和当时的士人一样，以儒学为本，以功名为安身立命的所在。假如董其昌仅沿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轨迹发展，历史不会给董其昌多大地位。董其昌资质属文，确非经邦济世之才。终其一生，董其昌艰难地在权斗中周旋以求自保。但董其昌不是艺以官显的一类人，他的幸运是借朋友的惠泽，有大量古代真迹过眼，奠定了他书画鉴赏家的地位；他借道米芾而上溯晋人，探帖学精华，奠定了他杰出书法家的地位；他留下大量机杼独出的文论、画论，奠定了他杰出艺术理论家的地位。董其昌由精一艺进而达到通其艺的佳境，背后有其由儒入道、进而通会禅学的支点。谈董其昌的艺术，不溯其以艺通禅的特殊性，便无法破译其艺术魂魄。
禅是什么？禅无定解，但它于大千世界中无处不在。自释迦牟尼灵山拈花微笑、迦叶含笑会意以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禅法便为殊胜法门。禅宗顿悟得慧在修证上的特殊性，常为世人所误解，于是董其昌的艺术长期为人误解也就不奇怪了。在佛家看来，禅是破除虚幻名色后物象本质的显露，是破除烦恼后心性的显豁，是超脱于尘嚣之上的最大自由。董其昌的心性固然没有达到至高境地，但得益于此，已足可独树一帜于中国画坛。
董其昌以禅宗的南顿北渐来比拟治学与艺术表现；以笔墨飘逸的文人画为南宗，以工于法度、状物肖形的文人画为北宗。在董其昌的绘画中，确实可以看到承传南宗画风而发扬光大的脉络。董其昌终身所奉者，不外渐修法门，即以积学为阶梯，向艺人合一、天人合一的佳处——“淡”境皈依。董其昌尊崇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境界便是证词。他深入把握了表现语言，联通学问与人生的真如正识，使笔墨不滞于物象，获得了由艺至人的大自在，并以此打通了人与艺术、人与自然因所知、烦恼所困而成的隔膜。他面对古代佳作，常有相视一笑的豁然开朗，一悟而借学问之力，升华了传统绘画最精华的部分，进而**“拆骨还父，拆肉还母”**，由古人之神化为我之神。
破译董其昌绘画的根本在一“淡”字。这是他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他在书法中追求无挂无碍的“淡”境，在绘画上以上辈大师为法，精研笔墨，也以“淡”为皈依。“淡”并非无关人生疾苦的回避，亦非笔墨游戏。董其昌以“淡”致空灵，别有妙谛。“空”为方便，定为通途。董其昌以“淡”拟“空”，是以清寂虚空的境界、静洁的心性，获得最大的艺术空间，并破除眼中山水之“俗态”，为意中山水写真魂，通解了“是山、不是山、还是山”的中观精义。
董其昌所奉的渐修之法，使其艺术境界有根基深厚的笔墨表现为依托，取得了画淡而意远、平和简静而元神充实的艺术效果。这是“淡”背后蕴藏的深厚内涵。董其昌以空灵为其画的重要特征，这种空灵包含着“虚象空灵”和“实象空灵”。有的画疏笔聚散，有清空如洗的洁静；有的画用笔苍润，老辣生秀，但细审之，堆墨处仍是一片性灵流动的天地。董其昌可谓得浑化无迹之境。其画浑化处神理清明，明晰可辨处又是一片意气的绵密。他真正使笔墨成为了情意之迹，体现了生命运动的原初状态。通过他独具神采的表现语言，我们解读到了一个充满生机的艺术天地。
相比之下，八大山人（约1626—约1705）的艺术是幸运的。他的花鸟画在生前已享誉于世。尽管八大终身服膺董其昌的艺术，书法、山水均有董氏影子，但八大毕竟是八大。不同的身世、人生经历以及差异的艺术资质，使其画自具魅力，成为中国画坛的又一高峰。
作为明朝宗室之后的八大山人，涉世便遭遇家国倾覆的惨痛。他一度为僧入道，无疑有逃避迫害以求自保的因素。从他的花鸟画看，确乎有以画讽世的倾向，其画冷峻、凄寂的置陈对身世做了最好的注解。或许是花鸟画盛名太快，其山水画成就反被忽略。董其昌的艺术植根于禅学，思辨圆融，尽读董画真不易。而八大的绘画则不同，传统派从其画中找到了根基深厚的笔墨和险峻、冷峭的置陈；新潮画家则找到了合于理法的**“反叛意识”及直面人生痛楚的表露。总之，八大强烈的个人风格被阐释为了“无限可读”的绘画经典。事实上，八大的山水成就绝不在花鸟之下，从笔墨表现的深度看，甚或胜之**。
八大书法中年以后尽用中锋，于圆净、遒丽处传达出笔实意畅的“实象空灵”，此一点与董氏有相通处。其画则一改董氏元神内实、一片静气的蕴藉，呈现出元神弥满、画外流布的态势。置陈布势险绝处，复归平正。董画深藏古法，意以迹现，表现出高品位和禅思清澈。八大以画代言，展现了一个现世中的哀苦灵魂。审视八大的山水写意小品，笔简意繁、深厚雄健，一点一画均可畅其意而达其形，在极淡、极浓之墨处见深情，达到了生命状态以笔墨迹化的佳境。
解读董其昌、八大，发人深省处颇多。以此对照今日，不能不看到轻视传统精华所形成的肤浅。以飘逸求空灵者失之于轻佻，简笔写意者失之于荒率。当人欲横流时，切勿丧失了以真、善、美、慧为皈依的艺术宗旨。这是我们重新解读两位大师后所得到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