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二月，我考进了厦门艺术学校，开始住在鼓浪屿龙头路，跟随柯石头先生学习彩扎。张晓寒老师十分看重柯先生，经常出现在龙头街的工艺车间。这里有戏剧道具、腊雕、木雕、脱胎竹编、刻纸、抽纱及宫灯纸扎工艺车间。以后我们又搬到安海路住了一阵子，在那儿学习了泥塑脸谱、木片壁挂及彩蛋。我们还住在维新路及内厝沃教堂里，而开大会的场所则常借在笔山小学及师范学校礼堂。
在汇丰楼、小白楼及大白楼上课后已是以后的事。我开始学习染织专业，而后才改为陶瓷美术专业。陶瓷与商业美术的专业教室在小白楼，文化课教室则常在大竹膳厅里上课。能看到学校的各专业全貌的地方是汇丰楼，各专业班级的作业展都布置在这里的厅廊里。全校学生虽分布在周围各座分散的楼房，但早上的十分严格的早操和讲话（近似训话或特殊布置），午间的课间操和傍晚的活动都风雨无阻集中在这里，点名之严格和队列之整齐有如军事训练。我深刻记在心里的是钟声和快跑不能误，我们各专业分散，食宿课堂分散，钟声把我们扭在一起。玻璃厂响的是汽笛，艺校震的是钟声和紧接着严厉的哨子，吱-吱-吱。我们享受着厦门广播电台播放的漂浮在雾中的晨曲，也得接受撕心裂耳的哨声。
当张晓寒老师叫出我的名字时，我才十四岁（戴着红领巾在学校的学生不多，辅导员是教语文的周松琪老师）。当时我正在小白楼素描室里画画（开始是汇丰二楼），他让我星期日到他家里，并告诉了家中的门牌号码。这是我踏进鼓浪屿以来，第一个对我留心注目的人。鼓浪屿的路是崎岖的，我担心误了星期日的会面时间，便于星期六傍晚时寻找好了鸡山路十号。从这天开始，多少风雨陪伴我往返在这高低曲折的夹巷里！在这期间，我和师太、师娘及师弟妹相处得像自家人，这里的邻居朋友、来往师生和咪咪也都接受了我这乡下来的学生。一九六三年，年仅十九岁的我不得不离开这里的时候，老师在我的行囊里放进了两幅字，一幅是“长征”一幅是鲁迅诗“破帽”中堂，此外尚有一方自篆“云锦”两字的砚台，其底款是“载元载黄，助我文章”，我虽然愚笨，但明白先生的意思。
为了事业，张老师坚决反对我留在厦门，极力鼓励我到德化深山工作，既能以专业为陶瓷事业做贡献，又能清净读书，与山水结缘。先生始终教我要不怕困难，要心有天地，尽自己的力量为人民服务，做人须坦荡无私，在事业上好好武装自己，不要讨巧，在名利场上少沾边。
一九六三年毕业后，虽不能经常在他身边出现，但他的安危已系在我心上。一九六四年我几乎整年在江西，一九六五年我们公安系统也“学习”得很紧，接着是一九六六年……当我再走进鸡山十号里时，百叶窗紧闭着，地上满是落叶。阿婆告诉我，师娘去筼筜港劳动，得晚上才能回来，师弟妹也已上山永定……当我走进学校，学校也是冷而清，师生外出造反串联去了。我上上下下，在这幢基建劳动流过汗的建筑里寻觅，而老师似乎发现了我，终于，我们在厕所里偷偷会面了，他很严厉地让我离开这里，没有多说其他——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其实，我小时候最爱读屈大夫的书，对于恐怖和死亡是不介意的，然而老师不让我与愚蠢打交道。我们在全市武装游行“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声中步行进市中心，又在严寒中离开了厦门岛，这是一九六七年。
在老师受难的期间，我虽然也受到校方的牵连，但是我工作的单位领导认为，有这样工作能力与修养的学生、这样的学校和这样的老师是社会所欢迎的，校方来函受到冷落并交我本人焚毁（处理）。我一九六八年在济南，徘徊在千佛山大明湖，工作之余，也上泰山。我想了许许多多，画了许多的泰山松。回来后，在不能画地主、资产阶级所欣赏的传统画面的政治压力下，我精心绘制了一套咖啡具，用松树代表我的老师挺拔在万山之中，并摆进了陈列馆。这套瓷器清新、雅致，一九七九年被我带到人民大会堂，终于淘汰了四十几份设计图纸，以结合玉女峰选为福建厅用瓷画面。这个过程我从来没对老师讲过，是他教育我得这样做人。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日，我上了二柱香、三杯酒，师临吾宅。
* *
写这些还有什么用……去的已去，来的正来。
情虽不了，席有散之时。
这也是古人常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