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之绘画与陶瓷》
曾锦德 1982.11.15
绘画与陶瓷
彩陶艺术
辽墓壁画
楚帛画
长沙马王堆文化
隋展子虔
吴、曹人物佛仙
唐俑、三彩
宋画院与黑铁绘，刻划花与剔剥，书法与东坡宜兴行。
元青花与黄鹤山樵
明仇十洲、徐渭与成化彩，宣德、嘉靖青花，万历德化白瓷观音。
清四王、蒋廷锡与康雍乾；八大，石涛与民间鱼鸟的繁荣。
元
↑
宋-——明（浙.吴派）——清
中国山水画发展到明代，浙派和吴派成为主流，先后持续近三百年。
南宋院体山水（马（）夏圭惠沛）经赵孟頫等人的反对后，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几乎统治了元代一百年中国画坛。而马、夏一派则由孙君泽等人在浙江、福建一带坚守小块阵地。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一切恢复宋制，设画院。自明初至嘉靖间（1368至1566年）最高统治者不喜欢元四家那种枯寂幽淡的作风，而喜欢南宋院体严整苍劲的画法，有意识地提倡李（唐）刘（松年）马、夏。流风所及，涌现不少名家，其中最大的画家当推戴进，被称为浙派的始祖。
戴进（1388-1462）钱塘人。宣宗、宣德间（1426-1435）征入宫廷作画，为院内画家谢环新嫉妒，在皇帝石分挑剔他画渔翁不应穿红袍，因此被排挤放归。
吴伟（1459-1508）江夏人（武昌）继之而起。成化间（1465-1487）为宫廷作画。宪宗（朱见深）赐他“画状元”印。他虽学戴进，而益加豪放，充分发扬了马、夏的作风。在宫廷中很得意，于是浙派炫赫一时，同时形成浙派支流“江夏派”。
当明初最高统治者大力提倡南宋院画，浙派风靡全国的时候，在苏州、无锡一带的一批画家却继承元四家的文人画传统，如马琬、徐贲、王绂、陈汝言、杜琼等人，他们都是文学家、诗人，又能画几笔画，是“吴派”的先驱。
吴——沈周（1427-1509）江苏吴县相城人。他的曾祖父是王蒙的好朋友，父亲与伯父是杜琼的学生。其画风远追董、巨，近师吴镇与王蒙。流传的有两种作风，学王蒙的世称“细沈”；作风苍劲浑厚，气势雄健得力于吴镇而参之董、巨者，世称”粗沈“。
沈周学生很多，最有名的数文征明和唐寅。
文征明（1470-1559）吴县（苏州）人。他的作风不外赵孟頫、吴镇（成化六年——嘉靖三十八年）与王蒙三家。他不同于沈周的，是以王蒙、赵孟頫为主调而以吴镇为辅，自成风格。“粗文“取之吴镇、沈周。（和元四家同一类，简洁而苍润）“细文”取王蒙、赵孟頫。（往往是青绿山水，画得绵密工微，文厚雷丽）
吴派有这两员大将，在正德、嘉靖间（1506-1566），几乎取得明代画坛的盟主地位。
谈明代山水画，往往以唐寅、仇英、同沈、文并城“明四家”，而且有以唐、仇同划入吴派的，其实不尽然。唐、仇同为周臣的学生，他们主要是学南宋画院李唐、刘松年的。从师承关系看，应该划入浙派。问题在于他们在李、刘的基础上，又渗入了文人画的艺术特点，已从根本上改变了院体山水画的固有面貌。至于仇英的青绿，更是受到赵孟頫影响，同样是具备了文人画条件的。
各种画派的创派者，都有独创之处。但是到了末流，往往就发生了流弊，增加了习气，流于公式化了。
浙派到了张路后，每况愈下，剑拔弩张，空陈形式。兰瑛（1585-1666）后起，稍振颓风，但积学难返，已臻末运。
吴派也是一样，起初一二代间还有好画，后来都画得死气沉沉了。
正当吴、浙末流的时候，继吴派勃起的有董其昌、莫是龙、陈继儒、赵左、顾正谊以及“画中九友”等人。以董其昌为领袖的成就，为清代三百年的统治阶级画家推崇，列入董源同等的地位。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好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县人。官南京礼部尚书。他以赵孟頫复古派已经走过的道路来自我标榜，声言远追王维、荆、关、董、巨、米、高，近师赵孟頫、元四家。实际上他是专学黄公望而稍加变化的。在画面上，追求一种更加温润、柔雅、涵蓄、安静的效果，注意水分空气的感觉，而出现一个新的风貌，形成以他为首的“松江派”，有人称之为后期吴派。董自论曰：“余与文太史较，各有短长，文之精工具体，吾所不如，至于古雅秀润，更进一筹矣。”他这话是实事求是的。虽然这一派缺点是温润有余而骨气不足，墨法甚佳而笔力较弱，但明末清初，山水画坛上驰骋的，不是文、沈，也不是浙派，而是以董其昌为首的所谓“画中九友”。特别是其中的王时敏、王鉴及其门徒了。
周积寅《浙派与吴派》江苏画刊81.2期
溪山鱼艇轴——吴伟
杂芜中远影，近树马夏遗风强。
清溪垂钓图——沈周
笔墨俱到，章法奇秀。
万壑争流图——文征明：
三叠深远，局繁杂而势弱，笔虽健，全貌不整。
松溪幽胜图——董其昌
概括力强，气势雄伟。林木苍劲，结构严谨。
秋林晚鸦——兰瑛
清寒幽雅，高古遗香。
读此五画，明了一个胸中存多少力量，气势树得起已否，居游爱何种环境，无不是一个人之轻重、好恶。章法似作文，要破题目，达意传情，不要死做报导游记。章法不是布局之方法，而是以视觉形象做文章。